新聞小組 / 整理報導
當台灣出現動物展演場所人潮不再，被迫退場，「動物何去何從」的問題浮現時，戰火中的動物園，正呈現更極端的答案。因為當戰爭爆發時，人類會先後撤離，但在撤離名單之外，有一群生命卻從未被列入考量：動物園裡的動物。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世界第一次大規模看見這個殘酷現實。在基輔動物園，工作人員將獅子與老虎移入地下空間，試圖降低爆炸與聲響帶來的驚嚇；在哈爾科夫動物園，園區多次遭受砲火波及，部分動物被迫緊急轉移；而尼古拉耶夫動物園則面臨電力中斷與飼料短缺，飼養員在極度危險的情況下選擇了留守。
這些畫面之所以震撼，不只是因為戰爭，而是因為一個被長期忽視的事實浮現：這些動物無法逃生。牠們被關在籠舍之中，無法離開，也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牠們甚至不知道，人類已經離開，只剩戰火與飢餓。
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巴格達動物園幾乎全面崩潰。園內約650隻動物中，多數死於飢餓、脫水或暴力，獅子與熊因極端飢餓而互相攻擊，倖存者寥寥無幾。而在加薩地區，多座小型動物園因長期封鎖與衝突，動物餓死、病死後，甚至出現被製成標本繼續展示的荒謬景象。這些並非偶發事件，而是制度性缺失的必然結果。
表面上看，各國動物園多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德國為例，歷史悠久的法蘭克福動物園隸屬於歐洲動物園與水族館協會體系，具備嚴格的動物福利標準與緊急應變流程，涵蓋火災、疫情、停電與動物逃脫等各類風險。然而各地動物園的應變計畫卻有一個共同盲點——幾乎從不處理「戰爭」這一危境。
說得更直接一些，動物園從來不是為了「撤離」而設計，而是為了在穩定環境中持續運作。所有制度、設施與資源配置，都是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下：人類在場、供應鏈存在、秩序可維持。一旦這些條件崩解，整個系統便失去支撐，而其中最脆弱的，正是那些完全依賴人類的動物。
為何沒有撤離計畫？答案其實不複雜，而是殘酷。
首先，動物園的動物在物理上難以轉移。大型動物如大象與長頸鹿需要專用運輸設備與長時間準備；猛獸必須麻醉，但麻醉本身就具有致命風險；而鳥類、爬蟲與小型哺乳動物數量龐大，難以在短時間內統一處理。這不是簡單的搬遷，而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在戰時完成的工程。
其次，跨區或跨國轉移涉及複雜的法規與檢疫限制。動物的移動受到國際公約與疾病管制規範約束，在戰爭情境下，邊境關閉、行政系統停擺，這些程序更難以執行。
更關鍵的是資源排序。當戰爭發生，人員的撤離、醫療與軍事需求會列為優先，文化資產也可能列入保護清單，但動物園的動物既不是政策中的優先項目，也不是救援體系中的既定對象。
因此，動物園面對戰爭通常只剩三種選擇：留守、選擇性撤離，或放棄。多數情況下，一些飼養員在撤離與留下之間，選擇伴同那些無法求救的生命一起留下，為牠們維持最低限度的餵食與照護；而少數物種，特別是具有高度保育價值的動物，可能被優先轉移；至於其餘動物，則只能被動地承受結果。歷史上甚至出現為防止猛獸逃逸而進行預防性撲殺的案例。
這讓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難堪的事實：動物園並非真正的庇護所，而是一種在穩定條件下運作的展示與管理系統。當相關條件消失，所謂的保護也隨之瓦解。
如果博物館尚且有文物撤離計畫，為何活著的生命沒有？這個問題不只是道德上的質疑，更是制度設計上的缺口。當我們以「保育」之名圈養動物，是否也應承擔在最壞情境下保護牠們的責任？還是說，這些生命從一開始就被默許為必要時可以犧牲？戰爭沒有創造這個問題，只是讓它無法再被忽視。
當台灣正面臨動物展演場所退場後的動物安置問題時，這些戰火中的案例，或許提醒了我們：制度的缺口，不會只存在於戰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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