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宗勳（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秘書長）
禁餵能解決流浪狗嗎？
針對近期《動物保護法》修法爭議，特別是民進黨立委提出「全面禁餵」或將「餵養者視同飼主」的構想，社會討論再度升溫。然而，相關提案在民進黨內部尚未形成共識，農業部長陳駿季也明確指出，在「禁止餵養」尚未取得高度社會共識之前，不宜貿然納入《動保法》。因此，相關修法暫時擱置，但在塵埃落定之前，相關爭論恐怕仍將持續。
社會錯怪了零撲殺
農業部將遊蕩犬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有飼主卻被放養的犬隻」，另一種則是「無主的流浪狗」。然而，每當發生遊蕩犬引發的衝突事件，社會輿論往往很快回到一個熟悉的結論：「是不是零撲殺造成的？」
只要回到長期統計與制度脈絡來看，就會發現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被問錯了。遊蕩犬的存在，從來不是因為「不殺」，而是因為城市在源頭治理上長期失守，加上部分飼主放縱有主遊蕩犬，讓問題不斷累積。
百萬撲殺換來了什麼
從官方公立收容所資料核對可以清楚看見，在零撲殺政策正式實施之前，台灣其實已經歷過一段長達十八年的宰殺年代。自1999年至2016年，全國公立收容所因政策而被執行「宰殺（安樂死）」的犬隻，累計高達1,015,708隻，平均每年超過5.6萬隻。這並非零星事件，而是一整個制度選擇所造成的結果。
其中，2007年至2009年是宰殺的最高峰，單一年份就有九萬多隻犬被安樂死。換言之，在「殺得最多、最密集」的年代，流浪狗並沒有因此消失。若宰殺真的是解方，台灣早已不存在流浪狗問題，但現實恰恰相反。
真正讓數字下降的是治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宰殺數量的大幅下降，並不是因為繼續殺，而是因為開始轉向源頭治理。在零撲殺政策正式上路前，數字早已出現明確轉折。2010 年全國安樂死數量仍有74,422隻，2012年底動督盟開始倡議零撲殺，至2013年底統計已降至45,672隻，2016 年更只剩7,960隻，短短六年間下降將近九成。
這段期間，真正發生改變的，不是宰殺強度，而是部分縣市開始投入家犬登記、源頭絕育、送養機制，以及 TNVR（捕捉、絕育、疫苗、回置）等管理措施。數字下降，來自治理方式的轉變，而不是生命被消耗得更快。
從數據看見治理差異
從2018至2024年各縣市遊蕩犬估計數量的長期趨勢來看，縣市之間的治理表現已呈現明顯差異。新北市、臺北市、宜蘭縣、屏東縣等地，遊蕩犬數量呈現穩定下降，顯示其在家犬登記、源頭絕育、TNVR 執行與跨局處協調上，具備較為持續且一致的治理能力。這類縣市的共通特徵，不在於單一措施特別突出，而在於制度能否長期運作、不因事件或輿論而中斷。
相對而言，臺南市、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等地，數據呈現大幅波動或反覆回升，顯示治理成效尚未穩定落實，源頭管理與違規查緝之間仍存在落差。另有新竹縣、苗栗縣、臺東縣、基隆市、金門縣與連江縣等地，近年出現明顯回升趨勢，反映在既有制度之外，可能仍有繁殖、棄養或放養問題持續累積，尚未被有效攔截。
然而，在資訊快速流通、事件高度擴散的時代，城市治理的差異往往不再只由單一縣市承擔。一個縣市因治理失衡所引發的遊蕩犬衝突，極可能被放大為全國性的印象與壓力，讓所有縣市無差別承擔後果。而最終承受代價的，往往不是制度決策者，而是被推向風口浪尖的流浪狗，成為社會恐懼與情緒宣洩下的犧牲者。
當制度能被穩定執行，數字就會下降；當治理出現斷裂，問題便會反覆回到街頭。也正因如此，跨縣市的趨勢比較，正是檢視城市治理品質最直接、也最誠實的方式。
數據打臉「全面失控」說
2017 年零撲殺政策上路後，外界經常指控流浪狗「全面失控」，但若回到近年的遊蕩犬估計數據，這個說法並不成立。根據農業部調查資料，全國遊蕩犬總量在近幾年不僅沒有爆炸性成長，反而呈現下降趨勢。
更關鍵的是，當數據拆解到縣市層級後，差異非常清楚：落實源頭管理與結紮政策的縣市，流浪狗（遊蕩犬）數量持續下降；長期消極、放任違規的縣市，問題則反覆累積並集中爆發。這清楚說明，宰殺並不是結果的原因，地方治理能力才是關鍵。
然而，既然整體趨勢已經下降，為什麼社會仍不斷感受到遊蕩犬衝突？答案，其實就藏在近三年的違法檢舉與裁處數據中。
衝突背後的執法破口
從 111 年到 113 年的官方統計來看，與源頭高度相關的違規行為，檢舉量普遍偏高，但實際裁處比例卻明顯偏低。以棄養動物為例，三年內檢舉共 3,455 件，實際裁處 2,304 件，裁處率約 66.7%；未絕育及未申報案件檢舉高達 7,224 件，但裁處僅 776 件，裁處率只有約 10.7%；未辦理寵物登記的情況更為嚴重，6,870 件檢舉中僅裁處 279 件，裁處率不到 4.1%。
非法繁殖與買賣同樣如此。未經許可經營寵物繁殖、買賣與寄養的案件，三年內檢舉 778 件，實際裁處 174 件，裁處率約 22.4%。這些數字揭示的，不是民眾不通報，而是制度在最後一哩路失效。大量犬隻仍透過不透明的繁殖與交易體系流入社會，最終成為被棄養、被放養、被丟回街頭的新一代遊蕩犬。
城市怎麼治理，決定流浪狗命運
當源頭違規長期被縱容、裁處成本被低估，遊蕩犬問題自然會一再重演。這也是為什麼，少數縣市的消極執法，會讓整體政策被誤解為「失敗」，甚至讓動物成為政治與情緒操作下的替罪羔羊。
回顧 1999 年到 2016 年，台灣用十八年的時間與超過一百萬條生命，證明了一件事：大量宰殺無法解決流浪狗問題。真正能改變數字的，從來都是源頭管理是否落實、飼主責任是否被追究、非法繁殖是否被查緝，以及 TNVR 與送養是否持續推動。
因此，流浪狗從來不是動物的問題，而是城市首長治理能力的問題。在零撲殺政策即將於2026 年2月邁入十週年前夕，動物保護團體發起「友善動物城市評鑑指標」，並將遊蕩犬治理列為重要指標。這不是在評比誰更有愛心，而是在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城市面對衝突，是願意承擔制度責任，還是再次讓動物成為替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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