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吳昱賢／綜合報導 2024年秋季，加州北部的圖勒湖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爆發了前所未有的肉毒桿菌疫情，截至10月中旬，已有超過9.4萬隻鳥類死亡，成為該區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鳥類死亡事件。根據美國魚類與野生動物管理局的報告，這次疫情規模遠超過2020年的60,000隻的死亡紀錄，而且疫情仍在持續惡化。 綜合外媒報導，肉毒桿菌由土壤中的梭狀芽孢桿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產生的毒素引起，主要攻擊水鳥及涉禽，造成神經癱瘓，嚴重者甚至因呼吸衰竭或溺水而死亡。這種細菌在低氧環境中滋生，溫暖、靜止且水位低的濕地就是牠們絕佳的生長環境。當鳥類進食受污染的食物或飲用含有毒素的水時，就會感染肉毒桿菌。 2024年8月23日，美國農業部國家獸醫服務實驗室確認圖勒湖的水體樣本中檢測出肉毒桿菌毒素。數以萬計的鳥類，包括北方琵嘴（Northern Shoveler）、尖尾鴨（Northern pintail）、美洲赤膀（Gadwall）等候鳥紛紛出現癱瘓、無法行走或飛行的症狀。奧勒岡鳥類聯盟（Bird Alliance of Oregon）生物學家特蕾莎（Teresa Wicks）觀察：「9月15日，我看到約500隻鳥的屍體，包含水禽、鷗類、猛禽，甚至還有一些掠食者因為食用了受感染的屍體而喪命。」她指出，死亡的數字遠遠超出官方統計，因為許多鳥類死於水下，或其他難以發現的地方。 圖勒湖隸屬於克拉馬斯盆地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Klamath Basin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Complex），是太平洋候鳥遷徙路線上的重要中繼站。該保護區涵蓋加州與奧勒岡州交界處的六個野生動物保護區，是候鳥重要的覓食、繁殖棲息地。然而，這片曾經為數十萬鳥類提供庇護的濕地，如今卻變成了致命的陷阱。 研究人員推測，肉毒桿菌疫情的惡化，與當地乾旱、水位下降及屍體腐爛，加劇濕地污染有直接關聯，這些因素使得肉毒桿菌快速滋生。圖勒湖的問題並非偶然，而是多重環境因素長期積累的結果，特蕾莎指出：「過去一世紀的人類活動，包括修建水壩、興建灌溉渠道和農業開發，使得附近90%以上的濕地已被破壞或轉化為農業用地。」 美國魚類與野生動物管理局的生物學家約翰（John Vradenburg）指出：「濕地本來就會間歇性地乾涸，這對它們來說是有益的。然而，克拉馬斯長期乾旱使濕地失去了儲碳能力，逐漸破壞了原本支撐水鳥生存的植被結構。」 2021年，圖勒湖首次出現乾涸現象，該地區再也無法依賴自然降雨來補充水源，現在主要依靠灌溉渠道提供有限的水量，水資源的短缺直接導致濕地乾涸，讓肉毒桿菌有了絕佳的繁殖。濕地的惡化進一步加劇疾病傳播，因為鳥類密集聚集在有限的水源中，增加交叉感染的風險。 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危機，聯邦政府迅速展開應對行動。美國墾務局（Bureau of Reclamation）8月17日向圖勒湖釋放超過61億公升的水，試圖減緩疫情擴散。然而儲水很快見底，現在人們只能期待未來的降雨和低溫能減緩疫情。眾多鳥類保護組織「無限鴨子」（Ducks Unlimited）、「加州水禽協會」（California Waterfowl Association）則呼籲墾務局繼續向濕地補水，以降低水溫、抑制細菌繁殖，並為鳥類提供更廣闊的棲息地，減少疫情進一步蔓延的可能性。另一個鳥類保育團體「鳥類X聯盟」（Bird Ally X）創辦人賈諾里（January Bill）表示：「我們有責任應對這些由人類活動引發的災難，沒有健康的濕地，水鳥的未來將難以維繫。」 不過水資源的分配是一個複雜問題。克拉馬斯盆地的水源需求複雜，包括農業灌溉、野生動物保護，甚至是當地部落保育珍稀魚類也急需用水，上游的克拉馬斯湖（Upper Klamath...

記者 吳昱賢／報導 由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和倫敦動物學會（ZSL）共同發布的《2024年地球生命力報告》（Living Planet Report, LPR）日前提出警告，指出全球野生動物族群數量自1970年以來平均縮減了73%。專家們警告，如果不採取緊急行動，大自然將達到不可逆的臨界點。不過情況還未惡化到無法挽救，科學家們期待，在今(21)日登場的國際生物多樣性大會（COP16）與即將到來的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9）的兩個重要跨國會議上，各國政府能做出改變、力挽狂瀾。 延伸閱讀：全球野生動物族群縮減73% 專家警告生態系統瀕臨崩潰 專家強調：仍有逆轉機會 《2024年地球生命力報告》提出眾多嚴峻的現實，不過專家們強調仍有逆轉的機會。WWF全球總幹事克爾斯頓（Kirsten Schuijt）表示：「大自然正在向我們發出求救訊號，但我們還有機會挽救。」她指出，過去幾十年的保育行動已經產生了一些成效，例如東非維龍加山脈（Virunga Mountains）的山地大猩猩族群在2010年至2016年間每年增加約3%。此外，歐洲野牛的再引入計畫也讓野牛數量從1970年的0頭增至2020年的6,800頭 。 克爾斯頓說：「零星的成功是不夠的，現在我們必須全力以赴，擴大行動規模，確保這些成果得以維持並擴展到全球範圍。」她強調，全球合作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 WWF呼籲各國政府加大公共與私人資金投入，擴大保育行動規模。根據2022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CBD COP15）的協議，全球將在2030年前保護30%的陸地和海洋。克爾斯頓強調，未來五年將是關鍵期，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WWF首席科學家羅貝卡（Rebecca Shaw）博士則表示，減少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衝擊是保護野生動物的關鍵措施。她呼籲各國政府採取積極行動，將農業用地的擴展控制在最低限度，停止非法砍伐行為，並推動有利於環境的農業和漁業模式。 COP16和COP29：轉折點還是最後機會？ 科學家們也期待，在即將到來的兩個跨國會議上，各國領袖能做出承諾與改變。其中一個是國際生物多樣性大會，將於10月21日至11月1日在哥倫比亞卡利舉行 ，此次大會的主題為「與自然和平共處」，各國將審查《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執行情況；緊接著，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9）也將在11月11日至22日在亞塞拜然首都巴庫舉行，屆時將針對全球減排目標及氣候政策進行討論和評估 。這場生物多樣性危機已不容忽視，各國必須在此時此刻展現領導力，避免更多的不可逆的生態損失。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 呂幼綸 2023年8月初，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岩古道被棄置大批鳥隻，除了少數飛走逃逸，更多的是在現場掙扎求生，等到警方趕到時，只見半數已死亡，其他則是奄奄一息。不出所料，這又是「放生」儀式的惡果，警方根據監視器追查到紅衣宗教團體，而到案說明的女子表示，因上天旨意需要消災祈福，因此購買了300隻鵪鶉及友人贊助的150隻斑鳩與鴿子，到清山岩古道進行放生儀式。 儘管已進入AI智能世代，類似前述的放生慘案，仍不時在台灣各地上演，經常進行山訓的特搜中心教官周聰吉，還看過陸龜被放生至水壩，成為名副其實的「放生即放死」，所幸，在各大教團相繼倡議以護生取代放生，進而從事生態放生和合法放流之下，放生慘案的發生頻率和規模都在下降。 回溯至2015年6月，台中沙鹿一位老農下田時遭到被放生的眼鏡蛇噬咬，打了六劑抗蛇毒血清才保命，此後，各地就不斷有出家人放生毒蛇的傳聞，讓民眾心驚膽跳，2017年苗栗泰安鄉士林村更因成為放生標的，飽受眼鏡蛇出沒之苦，讓這個原住民部落只能養狗自保。 要求農委會（今之農業部）規範宗教放生的呼籲，不止發自民間，2015年10月立法委員賴振昌也以臨時提案，催促農委會盡速整合法規，明訂宗教放生的相關申請辦法，並要求在法規健全之前，農委會必須配合地方政府，派遣稽查人員到宗教放生活動現場，進行監督輔導及蒐證。 在寺廟道場眾多的台灣，想將宗教放生納管，遭遇的阻力自然不少。2016年農委會提出《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擬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放生規範，時任林務局局長的李桃生在3月21日宣布，放生將採取許可制，未經許可者，最重可懲處25萬元，若因放生造成動物大量死亡，最重可罰250萬元。 篤信佛教的立法委員林岱樺，堅持宗教放生是善念的體現，因而在修正草案送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進行初審時，就把其中的放生納管條款（簡稱「放生條款」）拉下，不進行審議，引發外界譁然，並在一周後舉辦公聽會，讓宗教團體和生態保育人士各陳己見。公聽會中，宗教界倚恃的是宗教自由，並駁斥放生危害生態的說法，學界人士則主張有約束、有管制的放生行為，雙方幾乎全無交集。 時間來到2017年3月3日，「放生條款」在立法院進行黨團協商，此時林岱樺委員雖對宗教放生的列管似乎有了讓步，卻另提出令林務局(現為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倒抽一口氣的「個人隨機放生」，表示放生需要專業科學，民眾可能基於善心，在餐廳裡想解救一條即將被宰殺的魚，卻無法辨識是不是保育類，或是可以怎麼救，因此她主張修法方向應導向中繼站這類專責機構和機制，例如林務局轄下的野生動物救傷收容中心。會議中，她以「放生非棄養」和時任林務局局長的林華慶有言辭交鋒，錄影公開後，引發外界諸多評論，野保法第32條的修正條文也不了了之。 雖然放生儀式源自佛教，從慈悲利生的心念出發，期望將不幸遭捕捉且將被宰後殺的動物放歸大自然，但行之千百年後，不免有所偏失，而且危及生態，因此不為一些高僧所樂見。佛光山星雲大師就曾以專文「放生與放死」，詳述道理:「我們常見一些佛教徒喜歡在法會中『放生』，藉此功德祈福消災，但往往因為『放生』不當，反而造成『放死』…….. 我們與其做些不當的『放生』，不如更積極的『護生』。」 而早在2005年，佛光山就和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簡稱APA）合作，發行由依空法師執筆的口袋書《捉放之間》，並結合佛光山的事業單位人間福報和人間衛視，舉辦了多場「動物放生管制宣導說明會」。 2011年起，由日常老和尚成立的福智佛教基金會，更是積極投入兼顧護生和生態保育的「生態放生」，並在林務局指導之下，於2013年設立「護生教育示範園區」，更在2016年應林務局之邀，參與「禁止任意釋放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大閘蟹」記者會，說明歷年來的「智慧放生」事例，包括魚苗放流、癒後海龜野放、癒後野生動物野放，及流浪狗收容、建構護生園區等。 尤其是有助於增加周邊海域漁產資源，維護海洋生態永續發展的魚苗放流，多年來持續不斷，近例是於2023年3月在苗栗縣外埔漁港，將41,500尾黃鰭鯛魚苗放流入海，令苗栗縣府讚揚不已。 長年在國內外進行放生法會的海濤法師，因為有著收購青蛙、泥鰍、大閘蟹、黑鯛放生，及到馬來西亞放生蟒蛇的眾多紀錄，備受保育人士抨擊，甚至曾和林務局「鬥法」。而在放生活動之外，海濤法師並成立中華護生協會，廣設護生園區，收容從屠宰場救出和信徒放生所需的各種動物，依協會至2021年3月的統計，全台有23個護生園區、照養動物20種、合計37,492隻。 另一和中華護生協會齊名的台灣救狗協會，也是海濤法師的護生事業，而屏東鹽埔的護生狗園在2010年收容了514隻狗，加計護生協會部分，一共是793隻流浪狗。只是這些護生園區多曾被舉報環境髒亂、動物染病，是「黑戶」畜牧場。2021年重新出發、獨立弘法的海濤法師，近期應當不會再舉辦放生活動，也期望他能徹底轉念，引領信徒走上生態放生、合法放流的道路。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李娉婷 許多信仰都有以動物祭祀的傳統，但隨著動物福利觀念的發展，一些獻祭動物的方式開始受到挑戰，廢除聲浪不絕於耳，台灣民間信仰中的「神豬重量比賽」便是其中之一。 根據農業部畜產試驗所農業知識入口網資料，客家義民祭典的神豬重量比賽，最早可追溯至道光十一年（西元1831年），客家先民林先坤之孫林秋華高中武舉人返鄉祭祖，準備全豬、全羊酬謝義民爺庇佑，由於當時的農業社會鮮有娛樂活動，到場觀禮的地方仕紳便建議每年祭拜時讓「神豬比重、神羊比角長」，增添趣味性。在酒宴當中，眾人也建議由四大庄輪流殺豬宴客，輪值制度因此建立。 一百多年過去，當初的四大庄演變至今有十五大庄，每年的義民祭，輪值祭典區無不卯盡全力，除了表達誠心外，也成為各庄展現地方實力的時刻。原本儀式性的動物祭祀活動，也逐漸變成具有誇富性質的比賽，豬也越養越重，到了1980年代，甚至出現了上千斤的神豬，自此之後，「入等」的神豬動輒千斤以上。 這些獻給義民爺的神豬，其實也曾經都只是普通豬，要讓牠們長到千斤以上，方法無他，就是讓牠們不斷進食、刻意增肥，而豬一旦胖到無法自由活動，就只能改為灌食，神豬飼養到最後，動物福利往往蕩然無存。（註：神豬重量比賽因客家祭祀文化而為人所知，但其實並非客家社會獨有，北部幾個漳、泉移民區也有神豬祭祀習俗。） 而最早呼籲停止神豬重量比賽的呼聲，可以追溯到20年前。2003年8月，由於紙媒報導農民將宰殺時任總統陳水扁於競選期間，委由農民代養的神豬（後證實為報導有誤，總統事前並不知情），關懷生命協會創會理事長釋昭慧法師撰寫〈刀下請留「總統豬」！〉一文，刊載於同媒體社論版面。 神豬議題本為小眾，關心人數甚少，但牽扯上總統，立即引起不小騷動，動物保護、民俗文化不同立場交鋒，一時之間台灣社會對此有了熱烈討論，不過可惜的是，政治紛爭介入之下，議題成了族群之爭，甚至出現歧視客家文化之說。 在〈刀下請留「總統豬」！〉一文刊出後不久，時任靜宜大學副校長陳玉峰、作家李喬、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錢永祥、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秘書長簡錫皆、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李根政、台灣生態學會籌備會、花蓮動物權益促進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等個人與組織隨即召開記者會、發起「呼籲全台各地取消『神豬比賽』的殘虐行為」連署行動，為每年無數被迫超重的豬請命。 連署指出，從飼養到屠宰的過程中，神豬承受著各種虐待與痛苦，包括：被強行增重，造成行動不便、心臟負荷過大、肢體負荷過重；單獨飼養，社交環境遭杜絕；為了讓豬無法運動、加速肥胖，豬的飼養空間被設定在最多僅能翻身、無法站立的高度，行為一輩子受限；長期遭飼料筒灌食；刺喉放血前未先致昏動物，屠宰過程極度緊迫、不人道等。 動物保護與民俗文化的兩難，往往需要更長時間來推動改變，雖然當時的連署並未獲得行政單位正面回應，但最終總統府方做出「總統供奉米豬」之決定，既不干預農民以神豬獻祭的傳統，也不掛名，並未偏向任何一方。 不過說近代這種動輒千斤的神豬重量比賽是「民俗文化」，其實也不盡然。2007年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時任理事長朱增宏所撰寫的〈威權應猶在，只是「人」顏改？－－從神豬爭議的處理，看政府的威權習性〉一文便指出，縱使神豬比重已有百年歷史，但強迫灌食、限制行動卻非歷史傳統。根據訪查，許多神豬業者承認，神豬養殖開始使用灌食及限制行動應是在1970至80年代，在此之前不會限制神豬的行動，而且只用一般的飯糰餵食。此後由於神豬養得越肥，業者越有利潤，祭祀者越有面子，飼養方法也開始「惡質化」。 後續幾年，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繼續推動停止神豬重量比賽倡議，也持續進行訪查，最近一次於2019年的調查發現，台灣仍有35間寺廟每年會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推估每年涉及的神豬數量至少有270多隻；在地區分布方面則以桃園市為最多，共有20間廟宇，其次為新竹縣的7間、新北市的3間。 而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的廟宇中，供奉三官大帝或義民爺寺廟最多，各有6間，供奉開漳聖王、媽祖、觀音佛祖的寺廟各4間，供奉神農大帝、三山國王的寺廟各3間，其餘還有三府王爺、玉皇大帝、武財神、保生大帝、清水祖師，顯示神豬重量比賽並未限於特定信仰、廟宇或主祀神明。 儘管多年來動保團體持續要求動物福利主管機管針對神豬重量比賽「虐待動物」及「非人道屠宰」的部分對廟方開罰，不過農委會（農業部前身）仍強調以勸導代替開罰，在2019年的一場跨部會協作會議上，農委會雖表示他們不贊同神豬競重，但不以入罪或處罰人民為唯一手段，將持續與神豬飼養戶及寺廟團體溝通，鼓勵採用自然方式飼養的豬隻或以替代儀式祭祀。 停止神豬重量比賽倡議走過20年，這幾年間，許多廟宇順應時代浪潮停辦神豬重量比賽，信眾改為使用米、餅乾、麵包、蔬果或環保素材來製作「創意神豬」，誠心不變但更愛護動物的做法，甚至比一般神豬更吸引遊客目光。其實，禁絕神豬重量比賽只剩下最後一哩路，不過仍有少數信眾堅持養出超重的神豬，在政府不願或不能以法律介入宗教祭祀活動的情況下，不人道的神豬重量比賽何時能從台灣這片土地上退場，仍是未知數。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李娉婷 台灣人愛吃雞蛋，農業部統計，2022年台灣生產82.4億顆雞蛋，若以2,300萬人口計算，每位國人平均一年吃掉358顆蛋，幾乎是每天一顆，不過在地峽人稠的小島上，要滿足這樣龐大的需求，苦的就是蛋雞了。 據估計，台灣有8成蛋雞以傳統巴特利籠（Battery Cages，即格子籠）飼養，格子籠的每一面皆為鐵絲構成，母雞一生都只能站在縫隙不小的金屬絲上，且這樣的飼養方式，往往在一個小籠中塞入了過多的雞隻，蛋雞不僅完全無法展現自然行為、在擁擠的空間中容易彼此踩踏，甚至會因為過於緊迫的環境而互相攻擊或自殘——可以說，我們愛吃的蛋，絕大部份是極盡所能的壓榨母雞換來。 除了格子籠飼之外，台灣的蛋雞產業還有「強迫換羽」的陋習，且被農業部視為調節蛋雞產量的正常手段。什麼是強迫換羽？強迫換羽是提升休產母雞產蛋率的一種方式，一般會用在產蛋率低的老母雞身上，逼出產量。在自然界中，禽鳥會自然換羽，顧名思義就是羽毛的定期更換；而強迫換羽，則是改變母雞的飼養方式，讓其直接進入換羽期，這時母雞會停止下蛋，待換羽期結束、恢復往常的飼養方式後，母雞會開始重新產蛋。 當然，你可以猜想得到，強迫換羽的方式對母雞不太友善：蛋農會直接對母雞減少飼料供給，甚至是限水，讓母雞的營養降低、改變其激素周期，斷食時間長達1至2週，有時會更久，母雞因為營養不足停止產蛋、開始掉毛，等到想讓母雞再次生蛋時再恢復飼料供給，整個強迫換羽過程歷時20到60天不等。 根據長期推廣蛋雞「廢籠」的動保團體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彙整，中華民國養雞協會2001年至2022年7月蛋雞生產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平均每年蛋雞強迫換羽數量占在養量的4.2%，比例看似不高，但換成數量你會更有感——以2022年底的450萬在養量為例，4.2%代表著有近19萬隻母雞被斷食。 而這樣的做法，更容易造成本就不健康的格子籠母雞免疫力下降、生病死亡，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指出，一般強迫換羽後，蛋雞死亡率達2至3成。 2023年開春，台灣再次上演缺蛋危機，在農業部提出的一系列因應措施中，也包含了「協調休養雞隻適時投產」，方法即為強迫換羽。為此，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多次出面為母雞發聲，並表示要解決蛋荒，政府應大破大立引導台灣蛋雞產業全面升級，不能老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正視結構性問題。 其實，要滿足台灣人愛吃蛋的需求，不需要把雞關進小籠子裡、不需要強迫休產母雞換羽繼續生蛋，也完全有辦法達成，台灣土地狹窄也絕對不是最大癥結點！在農業部2023年5月出版的《農政與農情》月刊〈我國雞蛋供需與產銷探討〉一文中，便指出台灣蛋雞平均產蛋率只有約7成，和先進養雞國有1～2成的差距，原因包括臺灣的蛋雞產業8成5採傳統開放式混齡飼養、籠飼比例極高，加上禽舍設備和飼養方式不利於防範禽流感等疫病，生產管理也參差不齊，種種問題都影響了產蛋率。 台灣雞蛋產業的現況，是靠著養更多的母雞、再極盡所能來榨取這些動物的價值，來彌補低落的產蛋率。但事實上，從結構端改善問題，用對的方法提升產蛋率，就能養更少的雞、生更多的蛋。 在3月蛋荒時期，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在召開的記者會上表示，台灣蛋雞產業的問題包括禽舍落後破舊、高密度集約化飼養、人力高齡化、專業技能不足等，長期陷於「雞越養越多，污染越來越大，蛋卻不足」的困境，政府若不訂定轉型計畫、帶領產業升級，再多補助都沒有幫助，只會讓體質虛弱的產業更加惡化。 那麼，目前農業部在提升蛋雞福利上，究竟有什麼措施呢？老實說進度不多，但也不至於止步不前。為因應友善畜牧發展趨勢，在動保團體倡議多年後，農委會（農業部前身）2014年初終於開始制定相關標準，並於2015年末公告〈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依照蛋雞飼養方式，將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分為「豐富化籠飼」、「平飼」及「放牧」，列出雞隻所需活動空間、雞舍設施規格供有意投入友善生產的畜牧場遵循，指南雖為鼓勵性質、不具強制性，但總算有國內標準可供蛋農參考。前文中提及的「強迫換羽」，就屬於〈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列出的不得執行項目（此為2021年新增標準）。 此外，農委會也於2014年修正《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首度將雞蛋友善生產列入補助，有意轉型友善生產的蛋農，可以申請年息1.5%的低利貸款；目前許多地方政府也有針對雞蛋友善生產系統的補助可申請。儘管農業部的禽舍改建補助項目仍包含格子籠，令動保團體詬病，但願意改善蛋雞生活環境、投入友善生產的蛋農，總算不用單打獨鬥，有了公部門的小小援手。 而另一把手，就需要靠消費者伸出。非籠飼的動物福利雞蛋往往給人昂貴的印象，若要跟最便宜的籠飼蛋相比，動物福利雞蛋確實可能會貴上一倍，不過事實上，市面上有許多籠飼雞蛋已和動物福利雞蛋的價格在同一區間，甚至可能更貴。 很多人願意為了「品質」、「安全」、「健康」買售價更高的蛋，買到的卻可能還是籠飼雞蛋，幫助提升動物福利的吸引力不大，但其實，動物福利更好，母雞在自然需求獲得滿足的狀況下更健康，產下的蛋普遍來說當然會更健康；從提升產業的角度來看，支持動物福利雞蛋，更是在為未來投資——為動物著想、設備好的畜牧場，不僅產蛋率更好，養的雞少、污染當然也更少。 在改善蛋雞處境、增加好蛋的這條路上，不只政府、蛋農、倡議團體需要努力，你也是重要的一份子！ 儘管政府發布的指南有列入，但倡議團體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未將「豐富化籠飼」視為友善生產方式，其原因為從動物福利的角度，母雞仍處於無法滿足自然天性的籠飼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