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小組 / 整理報導
當有貓狗在急診室等待救命藥物時，多數國家的獸醫會直接判斷該用什麼藥；而台灣的獸醫，卻可能卡在——「這個藥，有沒有被允許使用？」這個差異，看似只是制度不同，其實反映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台灣的寵物用藥政策把「防弊」放在「救治」之前。
不少人知道，美國無論人用藥品或動物用藥品皆由FDA（美國食品藥品管理署）管理。FDA依據《動物用藥釐清法》（AMDUCA），授權獸醫在與動物建立正當診療關係（VCPR）的前提下，當沒有適合的動物用藥時，即可使用人用藥（off-label use）。制度採取「負面表列」，僅排除少數高風險或不適用藥品，其餘交由獸醫依專業判斷使用。因此，在實務上，美國獸醫可運用的人用藥涵蓋數千種以上。
再看鄰近的日本，制度同樣採取高度彈性原則。當動物用藥不足時，獸醫可依臨床需要使用人用藥，這在實務上是常態。日本並未設立固定的可用藥品清單，也不要求逐案開立購藥證明或透過特定通路取得藥品。制度雖有規範，例如對管制藥品與抗生素設有指引，但整體設計並不以限制醫療為目的，而是確保治療能順利進行，讓獸醫能在第一時間做出最適合的醫療決定。
韓國則介於兩者之間。制度上仍強調優先使用動物用藥，並保留一定程度的政府管理，例如藥品來源與使用紀錄，但在臨床需求下，獸醫即可使用人用藥，且不需像台灣一樣逐案開立購藥證明。近年隨著動物醫療需求提升與服務犬制度的發展，韓國正逐步調整政策，朝向提高用藥彈性的方向前進。
相較之下，台灣受《藥事法》的框限，目前寵物用人藥採取的是「正面表列」制度，僅公告約700項藥品供寵物使用，且必須由獸醫開立購藥證明，透過藥局供應，同時記錄飼主與動物資訊，並保存與申報相關資料。這種「正面表列」制度，本質上是以行政公告來追趕醫學發展；然而臨床醫學進步迅速，新型藥物或罕見疾病用藥的審議速度，往往難以跟上醫療現場的需求，導致清單更新頻率與實際救治之間出現明顯落差。
這也導致一個明顯現象：當其他國家關注「獸醫該用什麼藥」，台灣卻在確認「這個藥能不能用」。制度的重心從醫療判斷轉向流程管理，使第一線獸醫在急診、夜間或偏鄉情境中，面臨藥品取得困難的現實壓力。
近期提出的修正意見，確實試圖回應這些問題，例如開放獸醫預先備藥、調整夜間急診供藥機制，以及建立配送與調度模式。然而，這些措施多屬於在既有制度架構下增加例外與補強配套，並未改變制度以藥品流向控管為核心的本質。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國與日本的制度皆以獸醫專業判斷為核心，韓國則在政府管理與臨床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唯有台灣仍以品項清單與程序控管為主軸，使動物醫療被迫適應藥事制度，而非制度服務醫療。
這樣的差異，不只是制度風格不同，而是政策思維的選擇。當多數國家選擇將責任交給專業，透過事後監督確保安全時，台灣則傾向以事前限制降低風險。然而，當「防弊」被過度強調，最終可能影響的，不只是制度效率，而是動物在關鍵時刻是否能即時獲得治療。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基層獸醫在繁瑣程序與法律風險的雙重壓力下，可能被迫採取「防禦性醫療」——為了確保程序合法而選擇較保守、非最優的治療方案。當獸醫的專業判斷被行政避險所取代，受損的仍是動物的生命權益。
動物不會理解制度，也無法等待程序；牠們能依靠的，只有在關鍵時刻，那一劑能不能及時到手的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