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娉婷/綜合報導 人類濫用藥物的問題，對野生動物竟然也有影響？繼一篇數個月前發表的研究發現，巴西里約熱內盧近海水域的鯊魚體內驗出高濃度古柯鹼後，一組科學家最近檢查了來自墨西哥灣的海豚樣本，在多隻海豚身上檢測出吩坦尼（fentanyl，又譯為芬太尼），且其中有些樣本屬於歷史樣本，顯示藥物污染在美國水域的傳播程度，而且很有可能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研究的共同作者、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聖體市分校（Texas A&M University-Corpus Christi）海洋生物學計畫助教歐巴赫（Dara Orbach）表示，這項研究開始於2020年9月，一組科學家在進行監測墨西哥灣海豚族群的例行調查時，發現了一隻漂浮在水中的死亡海豚，當時這隻海豚剛死亡不久，因為牠的尾巴還在動，科學家們因此決定把牠帶回學校研究。 幾年後，有研究生需要海豚組織樣本來研究荷爾蒙，他們便從海豚身上取出了一些脂肪進行研究，沒想到卻在分析過程中發現了多種藥物！研究團隊隨後對89個海豚樣本進行了分析，其中83個為活組織樣本，來自仍存活的海豚，最後在24個樣本中發現了吩坦尼，這是一種合成鴉片類藥物，止痛效果比嗎啡強100倍，在美國有嚴重的濫用成癮問題，已奪走數十萬條人命。 歐巴赫另補充說，海豚不喝水，牠們從獵物身上獲得大部分的水分，因此這些動物的系統中，也可能含有這些污染物。儘管吩坦尼在受控環境中可合法使用於醫療用途，但該研究指出，墨西哥灣不是受控環境，海豚是「污染物研究中，生態系健康程度的有效生物指標」，也就是說，吩坦尼很有可能也影響了墨西哥灣的其他生物。有一些樣本還是2013年採集的歷史樣本，表明這些藥物已經在墨西哥灣水域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 此外，而所有從死亡個體身上採集的樣本，至少都被檢測出了一種藥物殘留，其他的藥物殘留還包括卡立普多（carisoprodol）和甲丙氨酯（meprobamate，美普巴邁），兩者同樣都是緩解疼痛的藥物。 歐巴赫表示，由於這些海豚的發現地點離墨西哥邊境很近，被海拋的毒品、農業汙染或人類廢水也可能是這些化學物質的來源——例如2020年發現的那隻海豚位於羅布斯敦（Robstown）附近，該地區在2023年時被查獲美國史上最大量的液體吩坦尼毒品。 論文寫道：「藥物污染可能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對海洋類群（taxa）的歷史水樣本和組織樣本進行藥物檢測評估，將有助於了解該問題的持續時間。」歐巴赫表示，長期接觸藥物以及這件事對海洋哺乳動物的累積影響目前還不清楚，但這些藥物已被檢測出存在於墨西哥灣的三個海豚族群中，凸顯了進行大規模研究來評估污染程度和來源的必要性。 而海豚並不是今年第一個因體內含有人類藥物而登上媒體版面的海洋生物，今年夏天，一篇研究揭露了巴西里約熱內盧海岸鯊魚體內含有古柯鹼的問題，表明一些被濫用的人類藥物，正在影響未經同意服用這些藥物的生物。 ‧毒品氾濫 海洋動物也受害巴西驚現“古柯鹼鯊魚”

記者 李娉婷/綜合報導 本週，被羈押在格陵蘭長達五個月的反捕鯨活動家保羅·沃森（Paul Watson）終於被釋放，不會被引渡到日本受審，而在他被逮捕的這段時間，日本原先就備受矚目的捕鯨活動，更是受到國際關注。上週四（12日），日本拍賣時隔近50年首次捕獲的長須鯨肉，其中最貴部位被以每公斤1,300美元的價格售出，但仍被國際媒體形容為「官方試圖讓陷入困境的產業繼續生存」。 隨著日本沿海商業捕鯨活動的擴大，日本水產廳今年將長須鯨加入了可合法捕獵的鯨魚物種名單中，年度配額為60隻，並在8月初宣布成功獵捕到第一隻長須鯨。日本政府宣稱，最近的族群調查證實，北太平洋的長須鯨數量已充分恢復，而本季捕獲的長須鯨數量為30隻，佔配額的一半。其他三種被日本列為可商業獵捕的鯨魚為小鬚鯨、布氏鯨和塞鯨，總捕撈配額為379隻。 ‧日本開放獵捕長須鯨 台灣民團抗議、日方外部專家報告說了什麼？ 12月12日，多隻在日本北海道附近被捕獲的長須鯨肉在札幌市（Sapporo）的魚市場以及新型捕鯨船關鯨丸（Kangei Maru）的母港下關市（Shimonoseki）進行拍賣。關鯨丸是一艘重達9,300噸的捕鯨母船，在今年完工出航，造價75億日圓（4,900 萬美元），象徵著日本唯一大型捕鯨公司「共同船舶」堅持延續捕鯨文化的決心。 ‧堅持延續「捕鯨文化」 日本唯一母船捕鯨公司建造新船 預計2024完工 在下關的拍賣會上，共有了250公斤長須鯨肉被從北海道空運而來，其中鯨尾肉（在日本被稱為「onomi」）以每公斤20萬日元（約1,312美元）創下當天最高拍價。下關市官員峰添（Ryo Minezoe）說：「我們聽說鯨魚越大隻越美味，所以我猜長須鯨比其他的鯨魚更好吃，雖然我以前沒有機會品嚐，無從比較起。」長須鯨是僅次於藍鯨，所有鯨魚中第二大的物種。 日本的捕鯨活動長期以來一直爭議十足，但在日本從備受批評的南極「科研捕鯨」（被視為商業捕鯨的掩護）轉向在該國水域進行商業捕鯨後，反捕鯨的抗議活動越來越少。去年，日本捕獲了294隻小鬚鯨、布氏鯨和塞鯨，不到配額的 80%，也低於該國曾經在南極和西北太平洋以科研捕鯨名義捕獲的鯨魚量，捕鯨官員認為補撈量下降可能和氣候變遷有關，但批評者表示，過度捕撈可能才是原因。 在二戰後的幾年裡，日本的鯨魚肉是該國營養不良人口負擔得起的蛋白質來源，年食用量在1962年達到了233,000噸的高峰。但近年來在日本，其他肉類已逐漸取代民眾對鯨魚肉的需求，根據日本水產廳數據，近年來鯨魚肉的年供應量已降至2,000噸左右，而日本政府希望將產量增加到5,000噸左右，以維持產業的運作。 不過專家對這樣的需求量表示懷疑，因為鯨魚肉已經不再是日本民眾熟悉、日常可負擔的食物，日本捕鯨業最大的問題是，如果少了來自政府的數億日圓補貼，該產業是否能夠獨立生存。 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原住民捕鯨專家岸上（Nobuhiro Kishigami）教授表示，在一些捕鯨城鎮，有人會吃鯨魚肉，但在東京或日本其他地方的民眾很少吃，鯨魚肉也比牛肉或其他肉類貴。他說：「它不是一種你平常會吃的食物，而是一種特殊美食……如果它不好買到也不好吃，好吧，我們先把味道放一邊，如果它不物美價廉，那就賣不出去。這應該是一項商業活動，如果沒有大量的政府補貼，我認為它要持續下去很難。」 沃森則稱：「事實上，海嘯重建基金中的3000萬美元，在2011年之後就被注入了捕鯨業。所以捕鯨根本不會以任何方式、樣貌或形式為日本人民帶來好處，事實上，這對日本人民來說是種恥辱。」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 呂幼綸 2023年8月初，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岩古道被棄置大批鳥隻，除了少數飛走逃逸，更多的是在現場掙扎求生，等到警方趕到時，只見半數已死亡，其他則是奄奄一息。不出所料，這又是「放生」儀式的惡果，警方根據監視器追查到紅衣宗教團體，而到案說明的女子表示，因上天旨意需要消災祈福，因此購買了300隻鵪鶉及友人贊助的150隻斑鳩與鴿子，到清山岩古道進行放生儀式。 儘管已進入AI智能世代，類似前述的放生慘案，仍不時在台灣各地上演，經常進行山訓的特搜中心教官周聰吉，還看過陸龜被放生至水壩，成為名副其實的「放生即放死」，所幸，在各大教團相繼倡議以護生取代放生，進而從事生態放生和合法放流之下，放生慘案的發生頻率和規模都在下降。 回溯至2015年6月，台中沙鹿一位老農下田時遭到被放生的眼鏡蛇噬咬，打了六劑抗蛇毒血清才保命，此後，各地就不斷有出家人放生毒蛇的傳聞，讓民眾心驚膽跳，2017年苗栗泰安鄉士林村更因成為放生標的，飽受眼鏡蛇出沒之苦，讓這個原住民部落只能養狗自保。 要求農委會（今之農業部）規範宗教放生的呼籲，不止發自民間，2015年10月立法委員賴振昌也以臨時提案，催促農委會盡速整合法規，明訂宗教放生的相關申請辦法，並要求在法規健全之前，農委會必須配合地方政府，派遣稽查人員到宗教放生活動現場，進行監督輔導及蒐證。 在寺廟道場眾多的台灣，想將宗教放生納管，遭遇的阻力自然不少。2016年農委會提出《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擬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放生規範，時任林務局局長的李桃生在3月21日宣布，放生將採取許可制，未經許可者，最重可懲處25萬元，若因放生造成動物大量死亡，最重可罰250萬元。 篤信佛教的立法委員林岱樺，堅持宗教放生是善念的體現，因而在修正草案送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進行初審時，就把其中的放生納管條款（簡稱「放生條款」）拉下，不進行審議，引發外界譁然，並在一周後舉辦公聽會，讓宗教團體和生態保育人士各陳己見。公聽會中，宗教界倚恃的是宗教自由，並駁斥放生危害生態的說法，學界人士則主張有約束、有管制的放生行為，雙方幾乎全無交集。 時間來到2017年3月3日，「放生條款」在立法院進行黨團協商，此時林岱樺委員雖對宗教放生的列管似乎有了讓步，卻另提出令林務局(現為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倒抽一口氣的「個人隨機放生」，表示放生需要專業科學，民眾可能基於善心，在餐廳裡想解救一條即將被宰殺的魚，卻無法辨識是不是保育類，或是可以怎麼救，因此她主張修法方向應導向中繼站這類專責機構和機制，例如林務局轄下的野生動物救傷收容中心。會議中，她以「放生非棄養」和時任林務局局長的林華慶有言辭交鋒，錄影公開後，引發外界諸多評論，野保法第32條的修正條文也不了了之。 雖然放生儀式源自佛教，從慈悲利生的心念出發，期望將不幸遭捕捉且將被宰後殺的動物放歸大自然，但行之千百年後，不免有所偏失，而且危及生態，因此不為一些高僧所樂見。佛光山星雲大師就曾以專文「放生與放死」，詳述道理:「我們常見一些佛教徒喜歡在法會中『放生』，藉此功德祈福消災，但往往因為『放生』不當，反而造成『放死』…….. 我們與其做些不當的『放生』，不如更積極的『護生』。」 而早在2005年，佛光山就和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簡稱APA）合作，發行由依空法師執筆的口袋書《捉放之間》，並結合佛光山的事業單位人間福報和人間衛視，舉辦了多場「動物放生管制宣導說明會」。 2011年起，由日常老和尚成立的福智佛教基金會，更是積極投入兼顧護生和生態保育的「生態放生」，並在林務局指導之下，於2013年設立「護生教育示範園區」，更在2016年應林務局之邀，參與「禁止任意釋放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大閘蟹」記者會，說明歷年來的「智慧放生」事例，包括魚苗放流、癒後海龜野放、癒後野生動物野放，及流浪狗收容、建構護生園區等。 尤其是有助於增加周邊海域漁產資源，維護海洋生態永續發展的魚苗放流，多年來持續不斷，近例是於2023年3月在苗栗縣外埔漁港，將41,500尾黃鰭鯛魚苗放流入海，令苗栗縣府讚揚不已。 長年在國內外進行放生法會的海濤法師，因為有著收購青蛙、泥鰍、大閘蟹、黑鯛放生，及到馬來西亞放生蟒蛇的眾多紀錄，備受保育人士抨擊，甚至曾和林務局「鬥法」。而在放生活動之外，海濤法師並成立中華護生協會，廣設護生園區，收容從屠宰場救出和信徒放生所需的各種動物，依協會至2021年3月的統計，全台有23個護生園區、照養動物20種、合計37,492隻。 另一和中華護生協會齊名的台灣救狗協會，也是海濤法師的護生事業，而屏東鹽埔的護生狗園在2010年收容了514隻狗，加計護生協會部分，一共是793隻流浪狗。只是這些護生園區多曾被舉報環境髒亂、動物染病，是「黑戶」畜牧場。2021年重新出發、獨立弘法的海濤法師，近期應當不會再舉辦放生活動，也期望他能徹底轉念，引領信徒走上生態放生、合法放流的道路。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李娉婷 許多信仰都有以動物祭祀的傳統，但隨著動物福利觀念的發展，一些獻祭動物的方式開始受到挑戰，廢除聲浪不絕於耳，台灣民間信仰中的「神豬重量比賽」便是其中之一。 根據農業部畜產試驗所農業知識入口網資料，客家義民祭典的神豬重量比賽，最早可追溯至道光十一年（西元1831年），客家先民林先坤之孫林秋華高中武舉人返鄉祭祖，準備全豬、全羊酬謝義民爺庇佑，由於當時的農業社會鮮有娛樂活動，到場觀禮的地方仕紳便建議每年祭拜時讓「神豬比重、神羊比角長」，增添趣味性。在酒宴當中，眾人也建議由四大庄輪流殺豬宴客，輪值制度因此建立。 一百多年過去，當初的四大庄演變至今有十五大庄，每年的義民祭，輪值祭典區無不卯盡全力，除了表達誠心外，也成為各庄展現地方實力的時刻。原本儀式性的動物祭祀活動，也逐漸變成具有誇富性質的比賽，豬也越養越重，到了1980年代，甚至出現了上千斤的神豬，自此之後，「入等」的神豬動輒千斤以上。 這些獻給義民爺的神豬，其實也曾經都只是普通豬，要讓牠們長到千斤以上，方法無他，就是讓牠們不斷進食、刻意增肥，而豬一旦胖到無法自由活動，就只能改為灌食，神豬飼養到最後，動物福利往往蕩然無存。（註：神豬重量比賽因客家祭祀文化而為人所知，但其實並非客家社會獨有，北部幾個漳、泉移民區也有神豬祭祀習俗。） 而最早呼籲停止神豬重量比賽的呼聲，可以追溯到20年前。2003年8月，由於紙媒報導農民將宰殺時任總統陳水扁於競選期間，委由農民代養的神豬（後證實為報導有誤，總統事前並不知情），關懷生命協會創會理事長釋昭慧法師撰寫〈刀下請留「總統豬」！〉一文，刊載於同媒體社論版面。 神豬議題本為小眾，關心人數甚少，但牽扯上總統，立即引起不小騷動，動物保護、民俗文化不同立場交鋒，一時之間台灣社會對此有了熱烈討論，不過可惜的是，政治紛爭介入之下，議題成了族群之爭，甚至出現歧視客家文化之說。 在〈刀下請留「總統豬」！〉一文刊出後不久，時任靜宜大學副校長陳玉峰、作家李喬、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錢永祥、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秘書長簡錫皆、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李根政、台灣生態學會籌備會、花蓮動物權益促進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等個人與組織隨即召開記者會、發起「呼籲全台各地取消『神豬比賽』的殘虐行為」連署行動，為每年無數被迫超重的豬請命。 連署指出，從飼養到屠宰的過程中，神豬承受著各種虐待與痛苦，包括：被強行增重，造成行動不便、心臟負荷過大、肢體負荷過重；單獨飼養，社交環境遭杜絕；為了讓豬無法運動、加速肥胖，豬的飼養空間被設定在最多僅能翻身、無法站立的高度，行為一輩子受限；長期遭飼料筒灌食；刺喉放血前未先致昏動物，屠宰過程極度緊迫、不人道等。 動物保護與民俗文化的兩難，往往需要更長時間來推動改變，雖然當時的連署並未獲得行政單位正面回應，但最終總統府方做出「總統供奉米豬」之決定，既不干預農民以神豬獻祭的傳統，也不掛名，並未偏向任何一方。 不過說近代這種動輒千斤的神豬重量比賽是「民俗文化」，其實也不盡然。2007年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時任理事長朱增宏所撰寫的〈威權應猶在，只是「人」顏改？－－從神豬爭議的處理，看政府的威權習性〉一文便指出，縱使神豬比重已有百年歷史，但強迫灌食、限制行動卻非歷史傳統。根據訪查，許多神豬業者承認，神豬養殖開始使用灌食及限制行動應是在1970至80年代，在此之前不會限制神豬的行動，而且只用一般的飯糰餵食。此後由於神豬養得越肥，業者越有利潤，祭祀者越有面子，飼養方法也開始「惡質化」。 後續幾年，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繼續推動停止神豬重量比賽倡議，也持續進行訪查，最近一次於2019年的調查發現，台灣仍有35間寺廟每年會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推估每年涉及的神豬數量至少有270多隻；在地區分布方面則以桃園市為最多，共有20間廟宇，其次為新竹縣的7間、新北市的3間。 而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的廟宇中，供奉三官大帝或義民爺寺廟最多，各有6間，供奉開漳聖王、媽祖、觀音佛祖的寺廟各4間，供奉神農大帝、三山國王的寺廟各3間，其餘還有三府王爺、玉皇大帝、武財神、保生大帝、清水祖師，顯示神豬重量比賽並未限於特定信仰、廟宇或主祀神明。 儘管多年來動保團體持續要求動物福利主管機管針對神豬重量比賽「虐待動物」及「非人道屠宰」的部分對廟方開罰，不過農委會（農業部前身）仍強調以勸導代替開罰，在2019年的一場跨部會協作會議上，農委會雖表示他們不贊同神豬競重，但不以入罪或處罰人民為唯一手段，將持續與神豬飼養戶及寺廟團體溝通，鼓勵採用自然方式飼養的豬隻或以替代儀式祭祀。 停止神豬重量比賽倡議走過20年，這幾年間，許多廟宇順應時代浪潮停辦神豬重量比賽，信眾改為使用米、餅乾、麵包、蔬果或環保素材來製作「創意神豬」，誠心不變但更愛護動物的做法，甚至比一般神豬更吸引遊客目光。其實，禁絕神豬重量比賽只剩下最後一哩路，不過仍有少數信眾堅持養出超重的神豬，在政府不願或不能以法律介入宗教祭祀活動的情況下，不人道的神豬重量比賽何時能從台灣這片土地上退場，仍是未知數。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李娉婷 台灣人愛吃雞蛋，農業部統計，2022年台灣生產82.4億顆雞蛋，若以2,300萬人口計算，每位國人平均一年吃掉358顆蛋，幾乎是每天一顆，不過在地峽人稠的小島上，要滿足這樣龐大的需求，苦的就是蛋雞了。 據估計，台灣有8成蛋雞以傳統巴特利籠（Battery Cages，即格子籠）飼養，格子籠的每一面皆為鐵絲構成，母雞一生都只能站在縫隙不小的金屬絲上，且這樣的飼養方式，往往在一個小籠中塞入了過多的雞隻，蛋雞不僅完全無法展現自然行為、在擁擠的空間中容易彼此踩踏，甚至會因為過於緊迫的環境而互相攻擊或自殘——可以說，我們愛吃的蛋，絕大部份是極盡所能的壓榨母雞換來。 除了格子籠飼之外，台灣的蛋雞產業還有「強迫換羽」的陋習，且被農業部視為調節蛋雞產量的正常手段。什麼是強迫換羽？強迫換羽是提升休產母雞產蛋率的一種方式，一般會用在產蛋率低的老母雞身上，逼出產量。在自然界中，禽鳥會自然換羽，顧名思義就是羽毛的定期更換；而強迫換羽，則是改變母雞的飼養方式，讓其直接進入換羽期，這時母雞會停止下蛋，待換羽期結束、恢復往常的飼養方式後，母雞會開始重新產蛋。 當然，你可以猜想得到，強迫換羽的方式對母雞不太友善：蛋農會直接對母雞減少飼料供給，甚至是限水，讓母雞的營養降低、改變其激素周期，斷食時間長達1至2週，有時會更久，母雞因為營養不足停止產蛋、開始掉毛，等到想讓母雞再次生蛋時再恢復飼料供給，整個強迫換羽過程歷時20到60天不等。 根據長期推廣蛋雞「廢籠」的動保團體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彙整，中華民國養雞協會2001年至2022年7月蛋雞生產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平均每年蛋雞強迫換羽數量占在養量的4.2%，比例看似不高，但換成數量你會更有感——以2022年底的450萬在養量為例，4.2%代表著有近19萬隻母雞被斷食。 而這樣的做法，更容易造成本就不健康的格子籠母雞免疫力下降、生病死亡，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指出，一般強迫換羽後，蛋雞死亡率達2至3成。 2023年開春，台灣再次上演缺蛋危機，在農業部提出的一系列因應措施中，也包含了「協調休養雞隻適時投產」，方法即為強迫換羽。為此，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多次出面為母雞發聲，並表示要解決蛋荒，政府應大破大立引導台灣蛋雞產業全面升級，不能老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正視結構性問題。 其實，要滿足台灣人愛吃蛋的需求，不需要把雞關進小籠子裡、不需要強迫休產母雞換羽繼續生蛋，也完全有辦法達成，台灣土地狹窄也絕對不是最大癥結點！在農業部2023年5月出版的《農政與農情》月刊〈我國雞蛋供需與產銷探討〉一文中，便指出台灣蛋雞平均產蛋率只有約7成，和先進養雞國有1～2成的差距，原因包括臺灣的蛋雞產業8成5採傳統開放式混齡飼養、籠飼比例極高，加上禽舍設備和飼養方式不利於防範禽流感等疫病，生產管理也參差不齊，種種問題都影響了產蛋率。 台灣雞蛋產業的現況，是靠著養更多的母雞、再極盡所能來榨取這些動物的價值，來彌補低落的產蛋率。但事實上，從結構端改善問題，用對的方法提升產蛋率，就能養更少的雞、生更多的蛋。 在3月蛋荒時期，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在召開的記者會上表示，台灣蛋雞產業的問題包括禽舍落後破舊、高密度集約化飼養、人力高齡化、專業技能不足等，長期陷於「雞越養越多，污染越來越大，蛋卻不足」的困境，政府若不訂定轉型計畫、帶領產業升級，再多補助都沒有幫助，只會讓體質虛弱的產業更加惡化。 那麼，目前農業部在提升蛋雞福利上，究竟有什麼措施呢？老實說進度不多，但也不至於止步不前。為因應友善畜牧發展趨勢，在動保團體倡議多年後，農委會（農業部前身）2014年初終於開始制定相關標準，並於2015年末公告〈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依照蛋雞飼養方式，將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分為「豐富化籠飼」、「平飼」及「放牧」，列出雞隻所需活動空間、雞舍設施規格供有意投入友善生產的畜牧場遵循，指南雖為鼓勵性質、不具強制性，但總算有國內標準可供蛋農參考。前文中提及的「強迫換羽」，就屬於〈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列出的不得執行項目（此為2021年新增標準）。 此外，農委會也於2014年修正《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首度將雞蛋友善生產列入補助，有意轉型友善生產的蛋農，可以申請年息1.5%的低利貸款；目前許多地方政府也有針對雞蛋友善生產系統的補助可申請。儘管農業部的禽舍改建補助項目仍包含格子籠，令動保團體詬病，但願意改善蛋雞生活環境、投入友善生產的蛋農，總算不用單打獨鬥，有了公部門的小小援手。 而另一把手，就需要靠消費者伸出。非籠飼的動物福利雞蛋往往給人昂貴的印象，若要跟最便宜的籠飼蛋相比，動物福利雞蛋確實可能會貴上一倍，不過事實上，市面上有許多籠飼雞蛋已和動物福利雞蛋的價格在同一區間，甚至可能更貴。 很多人願意為了「品質」、「安全」、「健康」買售價更高的蛋，買到的卻可能還是籠飼雞蛋，幫助提升動物福利的吸引力不大，但其實，動物福利更好，母雞在自然需求獲得滿足的狀況下更健康，產下的蛋普遍來說當然會更健康；從提升產業的角度來看，支持動物福利雞蛋，更是在為未來投資——為動物著想、設備好的畜牧場，不僅產蛋率更好，養的雞少、污染當然也更少。 在改善蛋雞處境、增加好蛋的這條路上，不只政府、蛋農、倡議團體需要努力，你也是重要的一份子！ 儘管政府發布的指南有列入，但倡議團體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未將「豐富化籠飼」視為友善生產方式，其原因為從動物福利的角度，母雞仍處於無法滿足自然天性的籠飼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