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環境資訊中心；文：劉羽芯（台灣大學社會系學生）
環境資訊中心編按：2019年台灣獼猴移除保育類動物，但除了專家學者的一錘定音，網路社會和現實社會上，也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應對之道——人猴衝突與網路筆戰仍不停歇。台灣獼猴保育之路，能夠走出學術象牙塔，回歸人與動物關係的本來面貌嗎？此系列文章從歷史出發，描繪獼猴保育的社會百態，並第一線採訪收容所照養員、獵人、人猴關係研究員與學者，更與資管研究所合作，進行網路聲量分析。探討野生動物與人類之間，那道無法跨越的距離。
2018年6月林務局召開的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決議，將台灣獼猴自保育類調降為一般類野生動物，引起熱議。
「數量太多，早該移除了！」PTT鄉民一面倒地表示支持。而在另一個同溫層裡，部分動保意見領袖在社群媒體上發文表示憂心，質疑林務局會後記者會上提及的獼猴族群數量調查20至30萬隻，有高估的嫌疑。
雖然林務局多次強調，保育層級調降無關族群數量，然而在這波論戰裡幾乎被淹沒。族群數量依然成為爭論焦點，獼猴搶食與造成的農損問題，隨之成為數量過多的佐證、捲入爭議核心。獼猴數量果真過多嗎？
台灣獼猴到底有幾隻？族群數量調查學者、民團意見兩極
2000年，農委會委託台灣大學副教授李玲玲、東華大學助理教授吳海音、該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張仕緯、中山大學副教授徐芝敏及屏東科技大學摩悌等五位專家，聯合進行的台灣獼猴族群數量調查結果出爐。推估全台獼猴約1萬404群、每群約20至30隻，全島族群數量約在20到30萬隻。
往後20年間，台灣再也沒有全島範圍的族群數量調查，20至30萬族群數量成為政策走向的依據。直到2018年的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上決議將獼猴移出保育類動物，以及此後引發的討論，都在20到30萬的數字框架下進行。
民間團體認為，20年的時間落差代表性不足，此外也針對研究方法提出質疑。該研究以不同種類的林地，每單位可能的獼群數量乘上林地面積，進而推算出全台灣的猴群數量以及族群數量。
台灣獼猴吱吱黨發言人、社團法人台灣獼猴共存推廣協會秘書長林美吟認為，目前有詳細數量調查的五個獼猴熱區——高雄壽山、台南、彰化二水豐柏步道、墾丁國家公園與台東縣河東鄉，此五大地區的獼猴數量只約1萬5000隻，與20至30萬的估計值落差甚鉅。「請問剩下的28萬5000隻的獼猴在台灣哪裡？」
林美吟認為台灣各地的獼猴族群密度不同，除了這五個地方以外，獼猴族群密度不高，認為該研究推論統計的前提不成立。
此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所製作的〈2000-2017年不同區域獼猴數量調查報告一覽〉[1]，也認為各地獼猴族群密度不一，2000年的調查高估了獼猴族群數量。
這樣的觀點獲得不少支持聲量，吸引關注野保議題的網路紅人發文聲援，也在獼猴移除保育類的相關討論裡被多次引述。
統計推估和精算做法不同 各有參考價值
針對台灣獼猴的數量爭議，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裴家騏受訪時解釋，2000年李玲玲等人的研究，在推估獼猴數量時，考量了不同海拔，不同種類的林地，取樣點數量亦中規中矩，在人力物力的現實考量下，算是相當有代表性的評估。
統計學調查確實有其侷限性，因為取樣點有限，也並非精算結果，但以區間的方式呈現結果，已經將偏誤的可能性計算在內。20~30萬算是相當大的範圍。雖然此後台灣沒有再進行大規模的獼猴族群數量調查，但是多數研究者在野外也的確觀察到獼猴數量有增加的趨勢，「去問真正有在野外做研究的人，相信得到的答案都會是這樣。」裴家騏說。
另一方面，1萬5000隻的說法，也並非毫無意義。
裴家騏進一步解釋，有進行獼猴數量精準調查的僅五處，並且都位於人猴距離較近的地區。若以全台族群推估數量取中間值25萬，1.5萬只佔全台灣獼猴數量的6%。換句話說，全台灣約只有6%的獼猴與人類生活空間重疊，大多數的獼猴仍在人煙稀少的地區活動。可以說，社會上感受到的「獼猴太多」，與真實的族群數量並沒有直接關聯。
再者，即使30萬也不表示獼猴太多。裴家騏說明，台灣獼猴族群內的調控機制，如種內競爭、個體差異造成的生育力變化等等，大於外在環境帶來的生存壓力，較不容易因族群數量而產生棲地過度利用的問題。
「數字沒有太大的意義，多少算少，多少算多？以什麼為基準？要回到台灣到處都是梅花鹿、還沒有什麼人類的年代嗎？這其實沒有意義。」裴家騏說。
什麼是正常的人猴距離？
假日的壽山，猴群自人們的身旁走過，皮毛幾乎要擦過遊客的褲管，也有的獼猴躺在步道上休息，絲毫不受一旁往來的遊客影響，點開社群平台上的照片，即使獼猴跳上遊客肩膀似乎也稀鬆平常。
來到兩個小時車程外的屏東縣滿州鄉，人與猴之間則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樣貌。
「你要看猴子喔？」農民熊先生領著我們往山的反方向，穿過長長的田埂後靜坐等待。約莫十幾分鐘後，他指著遠方的山頭說：「在那裡，看到了嗎？那邊有東西在動，白白灰灰的那個。」
這是正常的人猴距離。
研究者在野外的調查經驗也是如此，屏科大野保所研究生曾淑娟回憶，她在罕有人出沒的山區做研究，一次與獼猴相遇的經驗：「爬上去的時候，我沒有看到猴子，但是聽到一群猴子尖叫著，就這樣啊啊啊啊啊驚慌失措地跑掉。在野外，猴子看到我跟看到鬼一樣耶。野生的猴子其實是這麼怕人的。」
裴家騏也說，正常生長在野外的獼猴，看到人類會迴避，頂多猴王會稍微搖樹嚇阻。在觀光地區，因為長期有人餵食，獼猴有了從人類身上取食的經驗後，放鬆戒心靠近人類，才會逐漸演變出搶食行為，產生人猴衝突。他指出，台灣幾乎各個縣市都有獼猴，但並非每個地區的獼猴都會與人類接觸，也不是每個縣市都有人猴衝突，因為問題的根源不在獼猴，而是人類的行為。
一位高山嚮導描述道，她曾在山上碰到一群獼猴，當時她放了一顆蘋果在猴群面前，猴群卻不予理會。「我還吃給牠們看喔，」但猴群仍不為所動。
在沒有餵食問題的區域，獼猴不會出現搶食行為，甚至對人類的食物不感興趣。
屏科大野保所與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合作[2]，調查壽山國家公園的人猴互動。研究顯示，記錄到最多餵食事件的北壽山樣區，同時也是獼猴搶食行為頻率最高的地區。
此外也顯示，人猴衝突事件多半是由人類引發。由人類發起的敵意互動案例是由獼猴發起的6.5倍；而即使是由獼猴發起的案例，也多半肇因於遊客為了拍照、觀賞等理由過度靠近獼猴，並且在獼猴示警後仍不停止而引起。
層層剖開人猴衝突的根源，人類終究得反省自身。
人猴衝突由餵食而起 法規受限開罰難
通往壽山動物園的路上，一位中年男子騎著摩托車，載著一大袋水果沿途傾撒。在動物園的入口處，也有好幾位長者三三兩兩聚集，一面聊天，一面將龍眼一把一把放在地上。
這些餵食者定時、定點出現，猴群毫不猶豫的靠攏了過來，禁止餵食的法規形同虛設。以壽山地區為例，主管單位和地方團體長年宣導禁止餵食，高雄市野生動物保育自治條例也有明文規定，但仍然無法斷絕餵食行為。
曾有民眾試圖通報行政單位，但國家自然公園警隊以及巡查員表示，轄區範圍只到園區步道，轉通報農業局，農業局則請檢舉人拍攝餵食畫面以及餵食者的車牌號碼後寄送至檢舉信箱。但有的餵食者車輛不在附近，也有的餵食者是徒步上山。即便已熟知餵食點、經常餵食者們的出現時間，也通報了主管機關，依舊難以做到真正開罰。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員工透露，管理處無權要求民眾出示證件，必須和執法單位合作才能開罰，因此難以做到即時取締。此外，餵食行為難以界定，必須明確的拍到餵食者給食、獼猴拿取的畫面才成立，因此稍有經驗的餵食者只要以丟垃圾為由，便可輕易開脫。
人猴衝突爭議20年未解 學者：落實解決策略才是治本之道
裴家騏形容，在人猴衝突議題上，台灣就像個不停看醫生、卻不願吃藥開啟療程的病人。政府單位應對衝突的方式，只停留在確認問題的有無以及了解問題狀況的階段，缺乏實際解決行動。
「你知道我幫政府做人猴關係的調查做幾年了嗎？我做了20年，後來我就不做了。」裴家騏說，台灣各地的人猴衝突狀況，早已不需再多做確認，學者也提供了許多解決方案，例如短時間內限制遊客帶食物上山、限制遊客只能在獼猴無法進入的區域飲食等，但始終未能執行。
回到2000年那一次，也是台灣唯一一次全島範圍的獼猴族群數量研究，背後動力仍然是源自人猴衝突。「當初做調查，也是因為農民抱怨台灣獼猴數量過多，政府為了安撫農民而做出來的一個回應。」裴家騏說。
18年後台灣獼猴正式自保育類名單移除，關於台灣獼猴的討論仍然不脫「多」與「少」的爭執。
「大家都誤解了農民說『獼猴太多』的真正意涵。」裴家騏認為，農民所指並不是數量意義上的太多，而是獼猴造成了太多的農損。
該思考的是如何協助農民防治獼猴危害，而不是討論族群數量多寡。
從法規面分析，無論保育類或一般類野生動物，農民皆有權利在生命財產受獼猴威脅時直接獵捕，甚至殺害獼猴，差別在於是否通報主管機關。
作者實際走訪農鄉，也發現農民多半不清楚獼猴的保育等級現況；加上農地偏遠，不易查核。「常聽農民說：我只有在產季討厭獼猴，非產季的時候看牠們還是蠻可愛的。」曾在屏科大野保所進行獼猴農損研究的黃聿訢，受訪時說道。她在田野調查時所接觸到的農民，大部份對獼猴態度友善，希望務實地解決問題，強烈反感獼猴的農民則佔少數。
從2000年的全台獼猴族群數量調查至今，20年過去了，農損問題仍然存在、餵食導致的人猴衝突越演越烈、族群數量依舊是保育政策走向的焦點。
在未來的20年，是否會有所改變呢？或許得從戳破社會對數量的執著開始，務實面對獼猴「太多」的感受究竟從何而來。一旦追溯衝突和怨氣的源頭，被照妖現形的是島嶼上唯一的另一種靈長類——我們。
註釋
[1]：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2000～2017 年不同區域獼猴數量調查報告一覽。
[2]：蘇秀慧，粘書維。國家公園學報二○一三年第二十三卷第三期，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台灣獼猴(Macaca cyclopis) 族群密度及人猴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