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墨林．塔特／病毒獵巫 誤解使蝙蝠扣上疫病帶原者帽子 威脅了經濟、生態系
文：Merlin D. Tuttle（國際蝙蝠保育組織BCI創辦人）；翻譯：何英毅（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稿源：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對蝙蝠來說，過去10年是一段糟糕的時光。在武漢肺炎（COVID-19） 出現前，牠們的數量已在全世界急劇下降。現在，即便病毒的來源與傳播途徑仍不明，牠們仍被歸咎為當代歷史中代價最慘痛的流行病之一的罪魁禍首。雖然科學家有義務即時披露新的威脅，但關於蝙蝠的過度臆測卻在用來吸引目光焦點的媒體標題中被誇大了。結果造成不必要的混亂，即使在最需要牠們的地方，也導致了蝙蝠被妖魔化，驅逐和屠殺。
截止3月中，仍未找到武漢肺炎的「零號病人」，感染此人的源頭仍是個謎。病毒從未知的中間宿主跳到人類身上是否發生在最初所確認的地點—中國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也仍有不確定性。儘管有這些不確定性在，但在科學家的不小幫助下，媒體常未佐以自身觀點，便直接認定蝙蝠是可能的禍首並大肆渲染其風險，進而使牠們成為病毒獵巫的目標。
世界各地開始出現反對蝙蝠的聲音
在世界各地，蝙蝠正承受這種錯誤資訊帶來的效應。我的馬來西亞同行，Sheema Abdul Aziz，花了數年時間，記錄狐蝠這不可或缺的授粉者，在東南亞每年數十億美元產值的榴蓮作物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果農們原本打算加入她的一項大眾教育活動，闡述蝙蝠的價值，但現在卻因擔心受到公眾強烈反對而不願支持她的努力。
當地的一處度假村曾表示，擔心鄰近的一處狐蝠群集會影響他們的生意。由於擔心她的研究會引發新的疫情，民眾甚至曾要求政府阻止她接觸蝙蝠並支持根除蝙蝠，這類事在鄰國印尼已有報導。我在中國的同行也對蝙蝠被妖魔化及消滅蝙蝠的呼籲深表關切。
即使在我的家鄉德州奧斯汀市，數十年來我們一直安全地享受與150萬隻蝙蝠共用一座市區橋樑的樂趣，也開始有越來越多人探詢疫病風險。儘管矇昧的衛生官員警告說那些蝙蝠有狂犬病且危險，但牠們至今未嘗傳播過一例病症。
牠們僅在每年夏天吸引數百萬美元的觀光財，每晚抑制數以噸計的農業害蟲。德州的蝙蝠每年產值超過10億美元。如今蝙蝠愛好者在掛置蝙蝠屋一事上卻遇到強烈反對，因為鄰居們說，他們害怕吸引蝙蝠的同時也會帶來疫病。
然而僅告訴人們蝙蝠很有價值，且不應將其殺死並無助於抵銷恐慌。我曾親自走訪了一些案例，在那些地方，對蝙蝠恐懼的人會焚燒、下毒或封閉洞穴，一次就除掉數百萬隻蝙蝠。根據我的經驗所得的結論是，因誤導而造成的恐懼，會導致人們無法容忍以及進而消滅蝙蝠，這才是最大的威脅。
只要不碰觸蝙蝠 感染風險其實極低 然而事實通常不太會被報導
被誇大的蝙蝠疫病風險警告不僅是誤導，還威脅著整個經濟和生態系的健康。印尼的研究人員保守估計，蝙蝠每年在避免蟲害上，為可可農省下7億多美元。在墨西哥，每年產值達數十億美元的龍舌蘭酒和梅斯卡爾酒，依賴能幫龍舌蘭授粉的蝙蝠。從東南亞到地中海，蝙蝠為稻農提供了關鍵的蟲害控制。在南非，種植夏威夷豆的農人因蝙蝠抑制臭蟲而受益。
儘管蝙蝠傳統上長期遭受誤解且令人恐懼—或許是因牠們的夜行性與飄忽的飛行方式，蝙蝠在與人類安全共處方面卻有傑出的記錄。事實證明，數百萬住在後院蝙蝠屋，城市公園和橋樑中的蝙蝠是安全的鄰居。超過60年的研究生涯、處理過世界上數百種蝙蝠、有時甚至被洞穴中數百萬隻蝙蝠圍繞，我從未被蝙蝠攻擊過，且依然健康。如同獸醫師，我接種狂犬病疫苗，因為我在處理對我不熟悉的動物時偶而會被牠們咬傷。
只要避免碰觸蝙蝠，因蝙蝠而感染任何疫病的機會都是小到不行。所有可歸咎到蝙蝠的疫病都可以輕易避免，即便蝙蝠就住在你家院子裡。
然而，這些事實通常不會被報導，而風險卻常被放大。3月11日的《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 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子。其談論武漢肺炎文章的副標題寫道：「武漢的病毒學家石正麗曾在蝙蝠洞中發現數十種致命的類SARS病毒，她警告那裡還有更多。」使用「致命」一詞，即是無端的臆測。
該文進一步聲稱，武漢爆發的疫情是過去26年中，第六次由蝙蝠所引發。事實上，文中所列的前四次（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 ［MERS］、亨德拉病毒感染症 ［Hendra］、伊波拉病毒感染 ［Ebola］） 看起來都是由蝙蝠以外的其他動物傳染給人類——然而蝙蝠仍承受了主要的責難。文中的第五次，立百病毒（Nipah virus），可能是由狐蝠傳播給人，只要蓋好採集容器或用巴斯德法對受污染的生椰棗汁進行消毒，即可輕易地預防。
科學家不成比例地過度專注在蝙蝠上 恐使媒體風向一面倒
關於武漢肺炎的爆發曾有兩種可能的假設情境被提出。第一種是某種新的冠狀病毒先進入了中間宿主動物，例如穿山甲，並在其體內逐漸演化出對人類的威脅性。另一種是，當新的冠狀病毒首次進入人體時可能無害，但隨著時間逐漸演化出毒性。這些情境都很難在事前預料，目前正在審查中的一篇論文甚至還將小鼠和家豬當作可能的來源。
那麼媒體為何幾乎一面倒地怪罪蝙蝠呢？有部分是因為科學家不成比例地過度專注在蝙蝠身上採樣。
自從蹄鼻蝠身上的冠狀病毒於2005年被發現，並首次被假定為SARS冠狀病毒的祖先起，蝙蝠便受到遠比其他任何動物類群更多更密切的關注。例如，在一篇曾被媒體下過最聳動標題的研究中，研究人員所採樣的蝙蝠數量幾乎是其他囓齒類、鼩鼱及非人靈長類動物總和的兩倍，且甚至未包含食肉目或有蹄類動物。
由於不討喜，因此易責難。蝙蝠也是最容易快速進行大量採樣的哺乳動物。這有利研究成果的快速發表，當焦點落在已令人生畏的動物身上時，聳人聽聞的臆測也更容易被接受。
毫不意外地，相較於那些較少被調查的物種，蝙蝠身上被找到更多的病毒，因此偏頗的臆測成為了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我們並不知道蝙蝠是否帶有比其他動物更多的病毒，因為我們未曾對其他動物做過類似的採樣。即便蝙蝠真帶有更多病毒，病毒的數量也不一定代表傳播風險。許多病毒是無害的，甚至可能有益。
病毒學家擬進行全球野生動物病毒普查 遭權威專家強烈反對
某些病毒學家利用對大流行病的恐懼，去爭取用於普查自然界中病毒的研究經費，以作為預防或減輕這些可怕事件的可能方式。他們說服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在2019年編列了48億美元的預算用於普查潛在的高風險病毒。
關於武漢肺炎大流行，長期普查的支持者目前認為，預防未來疫病爆發的最好方法是先啟動尋找和登錄全球野生動物病毒的普查，並聚焦在包括蝙蝠等，他們所認定的高風險動物。
然而，也有許多權威專家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這項普查的成本極高，但卻幾無實用價值。病毒引起的疫病爆發極罕見，且其出現無法預測。演化病毒學家 Edward Holmes 及其夥伴指出，即使當下所有病毒都可分類及登錄，新的RNA病毒變異仍會不斷演化出來。他們直率地警告，承諾病毒普查可以預防甚至減輕大流行，不但會傷害信譽且是一種傲慢。
要了解為何病毒普查這策略終將失敗，可參考MERS、西尼羅熱（West Nile） 和茲卡病毒感染症（Zika） 的例子。MERS 是從一個看似不太可能的源頭—駱駝，跳到了人類身上，其發生地點—沙烏地阿拉伯，在過去也被認為是極不可能發生這類事件的地點。新興病毒專家 Robert Tesh 曾指出，西尼羅熱和茲卡病毒皆非新病毒。它們的溢出（spilled over） 僅是因為在輸送到新地區時發生了無法預期的事件。
越來越多的權威流行病學專家同意，預測下一次病毒爆發的動物起源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大眾媒體很少報導他們的警告。真被報導時，也往往遭淡化處理。
從目前爆發的疫情中，找出零號病人的真正感染源和感染途徑，似乎遠較譴責蝙蝠或花費數十億美元去尋找潛在病原更重要。這樣的公衛基金若用在改善人類疫情的早期發現將會更好。
但是，我們人類也必須面對自己的罪責。在市場中，將形形色色的動物關籠與宰殺，差不多也保證了病毒感染的傳播。不顧科學上所確知蝙蝠為環境與社會所帶來的巨大利益，而去責怪不討喜的蝙蝠只是徒增牠們本已嚴重的生存威脅而已。不論是否關心蝙蝠，我們應將武漢肺炎視為一次嚴厲的提醒，人類福祉需基於對大自然負責任的照管，而非僅是主宰。
※墨林．塔特（Merlin D. Tuttle）是蝙蝠研究的權威，創建並主持國際蝙蝠保育 （Bat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30年。他目前主持墨林塔特蝙蝠保育（Merlin Tuttle’s Bat Conservation） 同時也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整合生物學系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