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環境資訊中心；范震華/翻譯；賴慧玲/審校；稿源：Mongabay
美國南達科他州（South Dakota）玫瑰花蕾印第安保留區（Rosebud Indian Reservation），這片占地3400公頃的草原成為美洲野牛（Bison bison）的新家。
約有20位群眾在場邊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牛群遲疑地在圍欄裡繞了四圈，直到其中一隻野牛帶頭踏入保留區後，所有野牛才跟著穿過圍欄向草原奔去，蹄聲如雷震耳。在眾人的歡呼聲中，快門聲此起彼落，美洲野牛終於回到了這片土地。
野牛群在草地上狂奔，接著，牠們放慢了速度，轉向左邊的山丘。綿延至遠方的枯黃草原上，有幾棵大樹零星立著。牠們與這片地景融為一體，彷彿未曾消失過，未來也將一直在此生活。
牠們的祖先曾在這片土地上奔騰了數千年。野牛是草原印地安民族得以成功發展的關鍵，這些印地安部落建立了以野牛為中心的文化，隨著牠們遷徙生活，並靠牠們填飽肚子。
莫妮卡・特基爾森（Monica Terkildsen）是奧格拉拉・拉科塔（Oglala Lakota，亦稱為「散居者拉科塔」族）族人，也是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在派恩里奇印地安保留區（Pine Ridge Reservation）的部落協調人。2020年底她在參與這個野放現場後表示：「帶野牛回家，就是這個行動的意義。你的內心會感到非常的安詳。這代表著你再也不用擔心挨餓、不用擔心糟糕的居住環境……這些憂慮都來自於壓迫和貧窮。」
全盛時期，大約有3000萬頭美洲野牛生活在北美大陸的中心，也就是從密西西比河流域到洛磯山脈的這片大草原上。野牛是這個富饒生態系中的關鍵物種，也是當地十多個美洲原住民部落的基礎食物來源。
但這都是19世紀之前的事了。19世紀中後期，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撲殺野牛的整合行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目的是以接近種族滅絕的方式來掃蕩以游牧維生的原住民部落，並讓歐洲裔美國白人移入西部，從事大規模的開墾、耕作和定居。根據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的記錄，到了1889年，這片草原只剩下約1000頭野牛，大部分都被關在動物園或私人牧場裡。
北美洲最大的陸地動物消失，從此徹底改變了這片土地上的社會和地景樣貌。曾經無邊無際的草原，被農場和圍欄環繞的牧場取代。獵物的消失，也終結了拉科塔族——也就是草原蘇族（Teton Sioux）和其他原住民部落的游牧生活和文化。在20世紀來臨之前，大多數的草原部族都已被迫遷到保留區內，依循外來文化規則，過著定居生活，傳統部落社會亦隨之崩毀。
在「印第安戰爭」結束近150年後的今天，保留區居民所面臨貧窮、失業、藥物濫用、憂鬱和自殺等社會問題，仍遠較美國其他地區嚴重。
隨著野牛重返「烤牛腿拉科塔族[1]」（Sicangu Lakota Oyate）所居住的玫瑰花蕾印地安保留區，野放計畫的支持者希望能夠藉此逆轉族人在保留區面臨的困境。
玫瑰花蕾經濟發展合作社（Rosebu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REDCO）領銜推動這項「沃拉柯塔野牛草原」（Wolakota Buffalo Range）計畫。為了向美國政府取回經濟自主權，部落在1999年成立該合作社。2020年5月，他們簽署15年的合約，租下保留區內將近1萬1300公頃的牧場土地，在世界自然基金會和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協助下，他們企圖在未來5年復育1500頭野牛，打造全美最大的原住民野牛牧場。
1980年代，還只是個小男孩的合作社執行長威茲潘・小麋鹿（Wizipan Little Elk）在保留區與一群野牛邂逅，從此改變了他的生命。他在19歲時誓言要重新找回族人和野牛的牽絆。
在他小時候，保留區內的野牛大多已被圈養的畜牧牛給取代。不過，包含附近的派恩里奇印地安保留區和蒙大拿州的筆克城堡印地安保留區（Fort Peck Indian Reservation），已經開始進行野牛重返計畫。拉科塔族人視野牛為親人，因此，野牛重返保留區與族人共生，對他們來說是重新鏈結文化紐帶的一線希望，同時也可望促進保留區內的經濟發展。
一手打造「沃拉柯塔野牛草原計畫」的小麋鹿在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聲明稿中表示：「原住民部落與野牛之間的神聖關係，是我們所共享的故事，代表著族人的力量、韌性和經濟復興。這次野牛的回歸，為烤牛腿拉科塔族帶來新的契機。在這個全新的部落生活中，文化、生態與經濟將共存共榮，為我們的社群帶來極大的助益。」
2020年底野放到玫瑰花蕾印地安保留區的野牛群，分別來自南達科他州的惡地國家公園（Badlands National Park）和北達科他州的西奧多・羅斯福國家公園（Theodore Roosevelt National Park）。
這個野牛遷徙行動，是管轄國家公園的美國內政部的野牛保育計畫之一，計畫目標是建立「大規模、野性、互相連結、具基因多樣性且健康的美洲野牛族群。」該計畫的支持者希望藉由提供「剩餘」的野生動物族群給原住民部落，壯大這些動物族群，同時重建這些草原印地安社群與野生動物的文化連結。
復育計畫的一大問題是缺乏基因多樣性。19世紀，在美國政府提供的優渥獎金驅使下，每日可獵殺5000頭野牛，持續了數年之久。大規模獵殺行動停止後，野牛與一般牛隻雜交的情形普遍，讓野牛的基因被稀釋，僅有少數與世隔絕的野牛群仍保有純種基因。
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計畫協調人、野生動物學家丹尼斯・約根森（Dennis Jorgensen）表示，國家公園管理局認定混有不到2%一般牛隻基因的野牛（包括被送往玫瑰花蕾保留區的這100頭野牛）便具有基因價值。但即便如此還有另一個隱憂，那就是大部分野牛族群的規模偏小。
現存所有的野牛都是19世紀末僅存的一千頭野牛的後代，因此，整個物種面臨生態學家所稱的「瓶頸效應」，亦即現有可遺傳複製的基因多樣性太低——尤其是對這種族群數量曾經演化、擴張到數千萬頭以上的物種。
約根森補充，野牛繁殖力強，也意味著可供族群擴張的空間相對受限。「如果把野牛圈養起來，很快的，野牛就會多到滿出來。」
也就是說，至今野牛的生存仍備受威脅——不再因為人類濫殺，而是由於基因多樣性喪失和近親繁殖的挑戰。與其當做畜產動物來販賣，美國內政部野牛復育計畫希望透過將野牛送給原住民部落，來重建野牛族群的數量與基因多樣性。
野牛與繁榮
大草原上的野牛曾一度多到不可思議。暢銷史學作家史蒂芬・安布羅斯（Stephen E. Ambrose）於著作《瘋馬與卡斯特：兩位美國勇士的平行世界》中描述1830年一位美國軍官初見北美大平原的紀錄：「草原上放眼望去，全都是無法計數的野牛群，黑壓壓地一片連綿到天邊。」
美洲野牛是真正的生態工程師。牠們藉著重達上千公斤的碩大體型和蹄爪四處狂奔，俐落地將看起來毫無特色的大草原，塑造成許多鳥類、哺乳類、爬蟲類可以安身的微棲地。
約根森表示，鳥類學家已經注意到，自從1970年代將野牛引入蒙大拿州貝爾納普堡印第安保留區後，當地的鳥類多樣性表現相當出色。而「沃拉柯塔野牛草原」計畫的目標之一，便是以沃拉科塔草原一代為基點，在這個區域重建類似的生態動態循環。
但莫妮卡・特基爾森表示，需要野牛的不只是生態系的許多物種，也包括烤牛腿拉科塔族人。「這個計畫不僅僅是重建生態系內的物種關係，或讓野牛重返大地，更關乎這些野牛能帶回給族人的種種幫助。只要野牛強盛，族人也會跟著強盛。」
大草原上的印第安部族是19世紀時代紀錄中最高大的人類族群之一，科學家認為野牛族群功不可沒。
人類學家約瑟夫・普林斯（Joseph Prince）和經濟學家理查德・斯特克爾（Richard Steckel）爬梳美國人類學之父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以蘇族和克羅族（Crow）原住民為主蒐集的資料發現，當時大草原印第安部落的男性比歐洲裔美國人要高出1到2公分，亦即比整個19世紀的歐洲平均身高高出6到12公分。
普林斯和斯特克爾在1998年由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刊出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認為這個非凡的狀態，與原住民豐富多元的飲食來源、沒有大規模流行疾病、能在遭遇人口遽變後順利重組的卓越天賦，以及平等主義的社會運作方式相關。」
與此同時，居住在美國西南方和中部地區的印地安原住民，無法直接接觸野牛，平均身高比歐裔美國人要矮上許多。文中指出：「這似乎清楚地顯示，居住在大草原上的原住民，特別是中部以北的原住民，從野牛身上獲得了充足的蛋白質和能量，即使是貧困的成員也能獲得這些營養的食物。」
不僅如此，像拉科塔族人這樣最成功的印地安野牛獵人，除了將野牛作為食物來源，可能還會將牛皮、從野牛衍生的工具和牛肉，與其他狩獵能力欠佳但種植蔬果穀物的部族進行交易。這樣的物品交易，加上從平原採集的野生漿果、洋蔥、蕪菁等其他食物，能夠為蘇族提供豐富的營養，讓他們「高」人一等。
近年由經濟學家唐娜・費爾（Donna Feir）主持的研究分析發現：「以野牛為生的原住民社群，曾是北美最富裕的一群，他們的生活水準可以媲美、甚至高於當時歐洲的平均生活水準。」但這一切隨著野牛的消失而改變。
約根森解釋：「當大草原上的野牛被一掃而空之後，這些部族開始陷入饑荒，不得不接受外來的口糧配給，再也無法自給自足。」費爾和她的同事在研究中指出，19世紀時擁有傲人身高的草原原住民部族，在之後成了身形最矮小的族群之一，且人均收入遠比不上其他原住民社群。「當野牛被滅絕，這些原住民社會的發展根基也在這個歷史瞬間中被瓦解。失去賴以維生的野牛，對這些美國原住民造成沉重而深遠的打擊。」
「美國聯邦政府過往限縮了族人遷出保留區的自由，並將工作機會限縮於以作物為主的農業生產。我們認為這些印地安政策及相關的心理衝擊，都讓這些飽受衝擊的原住民部落遲遲無法復甦。」
的確，約根森指出，今日北美大平原北方46%的部落土地皆已落入外人之手。大草原上原住民糧食供應不足，部分族人生活條件極度惡劣，並非偶然。
但是，沃拉科塔野牛草原計畫帶來了希望。他說：「我真心認為野牛的回歸，將為野牛及原住民部落的繁榮，帶來命運般的轉機。」
終於 和平降臨
玫瑰花蕾經濟發展合作社執行長小麋鹿去年5月時曾向記者表示，他們希望能打造一個販售保留區野牛肉的市場。他們還思考了其他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規劃，包括販售野牛獵捕證，並以牛群為賣點來吸引觀光客。
約根森在記者回訪時表示，要讓這些經濟利益就地扎根，必須要捲動整個印地安保留區社群：「這些行動同屬生態及社會科學的範疇，不只是關乎物種復育，更涉及社區的發展。如果復育野牛不是建立在社區共享的價值、需求和期待上，保育的成果也很難永續長存。」
世界自然基金會在這個計畫裡扮演支持者的角色，負責從事生態和基因上的研究，並協助計畫取得資金，預估首五年需募得400萬美元（約新台幣1億1264萬元）以維持計畫運作。他們的核心目標，是希望烤牛腿拉科塔族人能重新找回一個多世紀前，和野牛一起被剝奪的自由生存之道。
約根森補充：「自決的意義之一，是部落可以自己決定如何、何時與野牛互動。把野牛交給他們，意味著將由部落自行決定是要讓野牛在部落的土地上世代生活，還是讓族人捕獵及販售野牛製品。」
對特基爾森來說，不管失去野牛後這一百多年來的世界如何變化，將野牛重置於族人的生活中心，將是他們未來生存的關鍵：「如果野牛帶給我們安寧的生活，便是族人不再挨餓。如果你的內心平和，就可以對未來懷抱遠大的夢想。」
特基爾森認為，野牛群在圍欄裡繞行四圈之後才奔入保留區的草原，是一種希望的徵兆，因為對拉科塔族和其他許多原住民來說，四是一個意義非凡的數字。例如，象徵大地的巫醫輪符號，便是在車輪中以十字區分出白、紅、黃、黑四種顏色，分別代表著北南東西四個主要的方位以及一年或生命的四季。
特基爾森說：「我真的很高興，因為對我來說，這代表著我們能夠和野牛交流，野牛也仍認可跟部落的溝通，以及我們曾經從野牛身上習得的古老知識仍然完整無缺。這真的讓我萬分驚喜。」
然而，她提醒野牛野放計畫只是第一步：「我們不能滿足於此。讓我們以部落國的身分繼續前進，讓野牛在這片土地上再次繁盛。」
註釋
[1] 亦被稱為「玫瑰花蕾蘇族 Rosebud Sioux Tribe」，和奧格拉拉・拉科塔族同為七個拉科塔族部落之一。
參考資料
- Mongabay（2020年12月10日），Hope and peace: Bison return to the Rosebud reser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