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由亞洲電臺 ； 撰稿、製作和主持：麥小田 責編：許書婷
入冬，中國福建沿海迎來忙碌的時節，漁民熟練地安置「南下越冬」的鮑魚，密密麻麻的漁排掛著層層網箱，有如漂浮在海上的養鮑城市。老大哥掛在嘴上「世界鮑魚看中國，中國鮑魚看福建」，不過，盜採野生鮑魚的黑色產業鏈也少不了中國人的份兒。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鮑魚產出國和消費國，2020年中國鮑魚海水養殖的產量為20.35萬噸，約占全球9成產量。養鮑大國沒成為野生鮑魚的救星，反而成了幫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最新版的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又稱紅皮書）顯示，南非鮑（Haliotis midae）的受脅等級為瀕危（EN），正面臨野外滅絕的危險，尤其在東亞的高消費需求驅動下，導致不受控制的盗獵活動，而最主要的消費地指向中國。
犯罪集團盯上南非鮑
南非的盗採鮑魚往往和黑幫掛勾，幕後的黑手大多是華裔和亞裔操控的犯罪集團。紅皮書罪證鑿鑿寫下摧毀南非鮑的主因：東亞偷獵團夥勾結當地不法分子和漁民，形成嚴密的跨國犯罪組織，導致鮑魚數量急劇下降，整個地下產業鏈與國際毒品交易密切相關，非法捕撈的鮑魚可以用毒品或現金支付，作為洗錢的手段，然後通過第三國運往香港。
2018年國際野生物貿易研究組織（TRAFFIC）的調查報告也提出有力證據，打從2000年以來，國際犯罪集團在南非盗捕的鮑魚數量高達9600萬隻，價值近9億美元，其中超過90%出口至香港，而當中又有相當大一部分之後會轉運到中國大陸。
長期投入鮑魚研究、甫從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退休的郭金泉教授指出，養殖鮑魚由於成本考量，大多養殖一年半至兩年就收成，所以個頭往往比野生鮑魚來得小，鮑魚愈大身價愈高，坊間常以「幾頭鮑」來區分等級，也就是單位重量有幾頭鮑魚，舉例來說，三頭鮑比六頭鮑值錢，而南非鮑的殼色偏白、體型很大，隨著中國經濟崛起，野生大鮑魚被視為餐桌上身份地位的象徵，市場需求刺激非法貿易。
南非的政經情勢也驅動盗捕和黑市產業鏈，郭金泉表示，南非貧富懸殊加上種族隔離現象，社會底層人士迫于生計鋌而走險，潛水偷捕野生鮑魚，再賣給走私集團，連南非的鮑魚養殖場也被不法分子盯上，還得出動員警或武裝人員加強戒護。
非法採捕斷野鮑生路
中國走私鮑魚的問題層出不窮，臺灣高雄科技大學漁業生產與管理系副教授鄭有容分析，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一定是有利可圖，而且利益相當可觀，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物力成本已經大幅提升，如果能從開發中國家走私鮑魚，不用承擔養殖成本和風險，得到的利潤還比較高，當然有人選擇走私，另外，從人性角度、資源面思考，花別人家的錢都比啃自己的老本強，野生鮑魚濫捕的威脅也持續加劇。
黑色鏈條有如重錘般，狠狠給了南非鮑致命的一擊，南非農業、漁業和林業部（DAFF）的鮑魚資源調查發現，由於過度捕撈，主要是偷獵活動，整個西海岸漁業區的鮑魚密度低於成功繁殖所需的水準，即便在開發程度較低的東開普敦省，鮑魚種群數量普遍下降，以地處偏遠的Great Fish Point來說，沿海鮑魚密度從首次採樣以來下降了近60%，野外種群承受著極大的壓力。
非法採捕無可避免加速鮑魚滅絕的速度。鄭有容指出，非法採捕被歸類為IUU漁業，也就是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簡稱IUU）的非法漁業行為，它會衍生非常多負面影響，首先非法盜捕會直接減少現地的漁業資源，包括鮑魚的數量，另外，因為屬於非法行為、不會進行報告，所以一般主管單位無法進行管理，學術界也無法得知非法盜捕的捕獲量，因此沒有辦法依照捕獲量來評估資源的現存量，以及擬定永續、適合的管理規範，它造成的影響非常巨大。
趁勢崛起的養鮑大國
全球野生鮑魚的數量急劇下滑，催生了中國養殖鮑魚產業，臺灣的養鮑技術也曾經扮演推手角色。郭金泉指出，1990年代臺灣的小型鮑九孔（中國稱雜色鮑）產業蓬勃發展，當時由於中國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便宜，消費市場龐大，台商把九孔養殖技術引入中國，由於技術門檻不若高科技的晶片產業，中國養殖場很快學習上手並改良，不過，中國鮑魚產量突飛猛進的關鍵因素來自引種，例如將中國和日本的皺紋盤鮑進行種內雜交，產生雜種強勢，培育出耐熱的新品種，所以自從雜交鮑問世之後，江蘇連雲港以南也能養殖皺紋盤鮑。
如今，福建躍居為中國的「鮑魚之鄉」，「廈門大學柯才煥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持續收集世界各地的鮑魚，例如墨西哥、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地。」郭金泉多次造訪福建的鮑魚養殖場，同時進行學術交流，「他們繼續做雜交試驗，希望可以培育出更耐熱的鮑魚新種。」
中國還發展出「南鮑北養」的獨特模式，夏季由於南方水溫上升，加上颱風、赤潮威脅進逼，鮑魚養殖企業動腦筋打造活水運輸船，由春入夏，鮑魚北上渤海灣避暑，到了11月秋冬之際再南下過冬。郭金泉說，當地把這種養殖方式稱為「南北接力」，因為再怎麼育種，不可能完全不受溫度影響，當鮑魚始終處於適合的溫度，牠們會一直進食，生長速度也快。
當前餐桌上的鮑魚以人工養殖為最大宗，以中國來說，超過95%的鮑魚供應來自水產養殖業，野生鮑魚的占比雖然不大，在全球的份額卻不小，根據中國海關資料，2021年中國鮑魚的進口數量為1304.9噸，同比增長14.1%，以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地的野生鮑魚產品為主，這數字還不包括非法走私的黑數。
養殖鮑能拯救野生種群？
雪上加霜的是，養殖鮑魚的「流行病」也波及野生鮑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分析資料指出，海洋網箱飼養的鮑魚種群已被證明容易感染導致肌肉萎縮的肌萎縮症，造成鮑魚大量死亡，這反過來也提高病毒轉移到野生種群的風險。
郭金泉指出，1970年代日本為增加野生鮑魚資源，開始放流鮑魚種苗進行栽培漁業，他們從野外取種鮑，集中養殖後發現有病變的現象，然後中國引種時不巧引入病毒，疫情又繼續蔓延，跨種跑到雜色鮑，從北方沿海養殖的皺紋盤鮑到南方養殖的雜色鮑都陸續染病，1999至2005年冬春季節更反覆大爆發，對南方雜色鮑養殖業造成致命且毀滅性打擊。
臺灣的小型鮑養殖業也沒逃過劫數，因為養殖戶購買中國種苗，連帶引進病毒。郭金泉記憶猶新說，2001年起，臺灣九孔（雜色鮑）接連出現幼苗脫落掉板和冬季收成前成貝大規模暴斃，後來幾乎整個臺灣養殖場都淪陷了，業者以「九孔的口蹄疫」來形容這次災害，臺灣九孔的年產量曾經逼近2500噸，為世界之冠，在病毒肆虐下，2010年僅剩171噸，一夕之間跌停為夕陽產業。
人工養殖被視為拯救鮑魚野生種群的解方之一，不過，隨著氣候變遷加劇，加上海洋污染日趨嚴重，鮑魚養殖產業也無可避免受到衝擊。鄭有容提醒，氣候變遷和海洋污染不僅會影響養殖鮑魚的生長和存活，鮑魚的掠食者、疾病的病源和牠們的餌料也都會受到影響，進一步再影響到養殖鮑魚的收成。
當海洋保護區淪為紙上公園
面對野生鮑魚瀕危的嚴峻形勢，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軟體動物專家組成員彼得斯（Howard Peters）提出建議，「人們可以採取的最直接行動是只吃養殖或可持續來源的鮑魚，執行漁業配額和打擊盜獵也是重要對策，然而我們還需要停止海洋化學和溫度的變化，以長遠保護包括鮑魚在內的海洋生物。」
鄭有容認為，各國要保護瀕危的生物，包含野生鮑魚，當前主要的做法還是禁捕，海洋保護區也被國際視為是最有效、最經濟的保護策略，此外，消費者改變食用海鮮的習慣，選擇對環境永續比較友善的水產品，這也是有幫助的。
去年底，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COP15）通過《昆明－蒙特羅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各國代表承諾2030年前將30%的土地和海洋納入保護區，不過，要實現這個目標任重而道遠，因為根據聯合國世界保護監測中心的資料，目前全球只有大約16%的陸地和8%的海洋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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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COP10通過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當時希望全球在2020年達成10%的海洋保護區，很明顯這個目標已經宣告失敗，現在2030年要提升到30%，挑戰非常高，老實講，我覺得一定達不到，就算是達到效果也不大。」鄭有容認為現況不容樂觀，「我要強調，保護區的大小和比例的確很重要，但是這是在保護區有效管理的前提之下。」
鄭有容表示，目前全世界面臨的狀況不僅是海洋保護區的占比不足，更棘手的問題是沒有落實和發揮保護區的功能，最後海洋保護區或海洋公園淪為紙上公園，這是很諷刺的，我們要追求保護區一定的配比，但是妥善的規劃和落實執法也需要更為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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