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台灣環境日」,蔡英文總統下午3點將在總統府接見16位分屬環境保護、公民團體的代表,他們依例向總統遞送建言,特別的是,在今年的83項建言中,領域不同的兩個團體都提到了遊蕩動物(犬隻)的管理問題,呈現出尋找解決方案的急迫性。公民社會有多元意見很正常,但當需要找出可行性方案時,如何消弭衝突、對立呢 ?】
作者/吳宗憲(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
一、背景
在政府開始執行遊蕩犬貓TNVR政策之後,似乎產生較頻繁的野生動物受遊蕩犬貓攻擊事件,因此野生動物保育專家學者憂心忡忡,積極遊說政府調整政策,更積極的支持者甚至在網路上大肆攻擊TNVR及其支持者,也因此,動物保護方感受到不友善的威脅,而動保方也一樣有積極的支持者,對被誤傳的政府規畫射殺野犬,全面恢復撲殺及全面禁止餵食政策,一樣地在網路上提出激烈的反對意見,甚至走上街頭表達立場。
若仔細分析各方的政策提案,究實而論,是存在相互勉強可接受的共識空間的,但為何這個空間卻無法協調出實際方案?以下筆者謹以賽局理論框架來分析其原因,並指出未來可能解決政策困境的程序性方法。
二、搬大樹賽局
在賽局理論的各種模式中,有一種「搬大樹賽局」,故事大概是這樣子:
Don和Ya一起開車回家,途中被傾倒的大樹橫阻。為了能夠順利回家,必須兩人同時盡其所能地,將大樹推離馬路。否則只好開回原路,繞道回家。而Don和Ya兩人都有同樣的策略:用力或假裝用力。
根據兩個人的策略,會產生三種狀況:
- 若兩人實際上都盡力推動大樹,則可搬離大樹,此時兩人報酬各為5。
- 若一人用力,另一人假裝用力,則或有可能推離大樹,也有可能無法推離大樹,但用力的人將會受傷,報酬為-10,假裝用力的人則報酬為0。
- 若兩人皆只是假裝用力,則無法搬走樹木,雖然無人受傷,但兩人必須折返,報酬各為-5。
從上圖的償付值來分析,可以看到,如果Don選擇用力,則Ya選擇用力,將會是理性的選擇,此時雙方各得5單位的收益,總體是10單位收益;如果Don選擇假裝用力,則Ya最好的選擇,也是假裝用力,但雙方各損失-5單位,總體則是-10單位的損失。從總體來說,無疑地(5,5)的選擇必然比(-5,-5)來得更好,但是因為懷疑對方假裝用力可能會讓自己遭受極大的損失(-10),因此雙方雖然知道用力對雙方都有利,但仍然會有很大的動機假裝用力。
三、遊蕩動物與野生動物政策衝突中的賽局
我國目前遊蕩動物侵擾野生動物的政策議題中的政治互動,非常類似於前文所提的搬大樹賽局,遊蕩動物對野生動物之侵擾似乎有擴大的態勢,若動、野保雙方堅持己見,不願退讓,則政策原地踏步,對生態造成無法挽回的影響,倘若野生動物滅絕,則遊蕩動物恐難逃惡名,最終遭致社會輿論的反撲,而必須採取極端手段處置,如此一來,野生動物與遊蕩動物落入雙輸局面,就如同表格中右下方的償付值(-5,-5)。
若雙方願意各退一步,產生可接受的處置方案之後積極行動,則在當下犧牲一小部分遊蕩犬與野生動物的狀況下,可取得未來長久的平衡互動,達到表格左上方的償付值(5,5)。
雖然透過雙方的努力(退讓),有可能取得雙方效益的最大化,但是,現在最難解的政治問題是,野保、動保雙方都會擔心,若己方的退讓並未伴隨著對手的退讓(或只換得假裝的退讓),則自己反而會掉到更不利的情境(-10)當中,因此雙方也都還是有很大的動機待在既有狀態下(假裝退讓)。
四、遊蕩動物與野生動物政策衝突的解決策略
上面的簡化模型其實就是知名的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理論的展現,經濟學者通常會進一步以薛林點(Schelling point)來預測雙方可能的互動結果,其理論的精神大致如下:賽局的雙方如果過去相互之間存在信任或合作的歷史,才有可能基於信賴感,不去選擇雙輸的(-5,-5),選擇雙贏的(5,5)方案。因此,如何建立起雙方的信任,就是解決此類困境的核心,以下謹就筆者所理解的賽局理論,提出一些建構信任的程序性策略。
(一)將大議題切割成小議題,透過較多回合的互動,來辨別對方是否為真誠的退讓,透過小成果累積的信任,來處理更複雜更大議題的能量。
(二)尋找具公正性及強制力的第三方(如政府)來協調雙方的依序讓步,並逐步形成制度或執行方案來引導雙方行為。
(三)在缺乏第三方介入之前,建議雙方自發性的退讓與協調保持較小的幅度,因為若對方未予良性回應,可能會產生己方過度犧牲的感受,反而不利於未來的讓步。
(四)聚焦於溝通政策執行的技術面議題,避免抽象的詞彙或理念性的辯論。
(五)雙方都必須理解對方內部也存在分歧性,因此:
- 在平台中所達成的協議需即時公開資訊,避免雙方各自的內部因誤解而使協議破局。
- 若雙方內部各自有在政策光譜上有不同的意見,則建議盡量讓不同的意見都能夠進入溝通平台,否則即便平台上雙方產生讓步的協議,最終仍有可能在各自內部的否決中破局,影響平台決策的公信力。
- 雙方支持者應自我約束避免網路中過激的言論或實體抗議的行動,使雙方在平台中的代表有良性溝通的信任感。
五、小結
如若客觀地分析,不難發現不論是政府方、目前嘗試建立起溝通網絡的野動保方、網路攻訐或街頭抗議方等,對於某些政策是存在共識空間的(例如生態敏感區遊蕩動物之移置),但目前最難的困局,反而是各方(包括政府、動保團體、野保團體,甚至於各團體內部)相互間缺乏網絡,因此不存在信任的基礎,各方常因誤解而產生網絡攻訐或社會動員的現象,更進而惡化各方間的不信任。
動物保護與野生動物保育的支持者,都是具有非常高度理想性並願意獻身弱勢的朋友,也因為長期的自我犧牲產生高度的相對剝奪感,因此更堅持於自己的理想當中,野生動物保育者與遊蕩動物保護者之間的衝突,便是具有高度理想性的兩群夥伴間的競爭,因而異常激烈。
期待上述程序性策略能夠提供一些啟發,政府能扮演起公正平台的角色,使雙方能透過諸多小議題的溝通,逐漸建立起互信,也期待夥伴能自我約束攻訐的文字或行動,進而產生可執行的政策方案,由雙輸困局走向雙贏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