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娉婷/綜合報導 講到企鵝的天敵，多數人會想到海豹、虎鯨等海洋掠食者，但在阿根廷，生活在陸地上的山獅也加入了企鵝獵人的行列。研究指出，當年山獅因人為獵殺從當地消失後，溫帶企鵝才大量遷入築巢；隨著近年保育有成，山獅數量回升，牠們開始獵捕企鵝，甚至因為企鵝繁殖季的高密度出現而改變行為，活動範圍縮小、彼此容忍度提高，展現生態恢復帶來的意外連鎖效應。 大約一個世紀前，歐洲牧羊人開始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地區定居，為了保護羊群，人們大量獵殺山獅（puma，又稱美洲獅），讓牠們幾乎從這片土地上消失，其他生物因此得以繁衍茁壯，麥哲倫環企鵝是其中之一。 不過，近幾十年來，該地區的山獅數量回升，牠們的回歸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通常獨居的山獅，現在會聚集在麥哲倫環企鵝的棲地附近，獵捕這些黑白相間的動物。一項近日發表於《皇家學會報告生物科學版》（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的論文描述了這樣的壯況。 最開始，這兩種動物並沒有交集，20世紀初，山獅在巴塔哥尼亞地區絕跡後，麥哲倫環企鵝開始從附近的島嶼遷來。由於沒有掠食者在附近遊蕩，牠們似乎認為這塊大陸足夠安全舒適，開始在此繁殖，如今，麥哲倫環企鵝的沿海棲地可能有多達數萬個巢。 2004年，阿根廷建立了蒙特萊昂國家公園（Monte León National Park），保護巴塔哥尼亞沿海大片區域，這幫助了山獅在此地區重新站穩腳跟，並促成了山獅與麥哲倫環企鵝之間發展出了新型掠食者－獵物關係。 科學家已經早就知道山獅會吃麥哲倫環企鵝，相關的軼事報導大約從2007年開始出現，不過研究團隊想要進一步了解，這種新的食物來源如何影響這些掠食者的行為和遷徙。 企鵝在繁殖季會待在岸邊，其餘時間則在海上覓食，這種自然條件非常適合進行研究。該研究的共同作者、阿根廷野化基金會（Fundación Rewilding Argentina）的科學主任多納迪奧（Emiliano Donadio）和他的同事們開始探究，山獅的行為在企鵝出現和不在時的不同之處。 研究人員在蒙特萊昂國家公園內的14隻山獅身上佩戴了GPS項圈，追蹤牠們從2019年9月到2023年12月的活動軌跡，另外也設置了32台野外自動相機，觀察山獅行為，並估算企鵝出現和消失時山獅的數量。 數據顯示，山獅已經適應了牠們的「新獵物」。當企鵝出現並開始築巢時，山獅會縮小牠們的領地範圍；當繁殖季結束，企鵝返回水域後，山獅又會再次擴大地盤。 研究團隊發現，無論企鵝是否存在，每127平方公里的區域內，約有13隻山獅活動。這是山獅至今在單一地點記錄到的最高密度，大約是過往最高記錄的兩倍密度，這代表這些獨居貓科動物之間的互動變得更加頻繁，而且相對和平——研究結果表明，當周圍有大量毫無防備、活動規律且好抓的獵物時，山獅彼此之間的容忍度更高了。 「我們往往認為山獅很有攻擊性、不太能忍受彼此，但當食物充足且集中時，牠們就沒有必要去競爭。」多納迪奧說道。 這項發現展現了大型肉食動物驚人的適應能力，多納迪奧表示：「當我們開始恢復土地的自然狀態時，回歸的物種可能會發現，牠們所處的生態系和100年前不一樣了——而牠們會適應這種變化。」

記者 李娉婷/綜合報導 要讓圈養野生動物回到野外，需要對地點進行謹慎的評估、對動物進行完善的訓練，並需要控制釋放的動物數量。但在物種滅絕危機逼近之際，在澳洲，一些非專業保育人士開始自行採取行動，在自家土地野放瀕危動物——這種做法不僅違反了相關規定，也令科學家們擔憂。不過，這些「遊擊式」的保育人士認為，等到許可證通過才行動實在為時過晚。 澳洲《ABC News》報導，1980年代初期，澳洲「野放行動」先驅瓦姆斯利（John Wamsley）開始拯救瀕臨滅絕的本土動物，刷尾袋鼠是其中之一，他獲得了一些刷尾袋鼠，並將牠們放生到自己的土地上。據瓦姆斯利的說法，當時他在阿德萊德山（Adelaide Hills）的保護區飼養著世界總數一半以上的刷尾袋鼠。 在防止其他野生動物進入的圍欄內，由於沒有天敵，瓦姆斯利放出的刷尾袋鼠開始瘋狂繁殖，很快數量就多到無法控制。瓦姆斯利只剩兩個選擇：眼睜睜看著牠們自相殘殺，或者射殺其中的75%，最後，他選擇了後者。瓦姆斯利說：「我當時含淚做這件事，但別無他法。」 這是澳洲非法野放故事的序章，如今，該國湧現許多未經授權的計畫，試圖將瀕危動物重返這片大陸。它們被稱為「遊擊野放」（guerilla rewilding）。 在墨爾本以西兩小時車程的一塊土地上，佩爾斯（Roy Pails）也在進行類似的計畫。兩年多來，佩爾斯精心建造了一道防野生動物的圍欄，將他擁有的80英畝土地圍了起來，並將這片區域命名為「日落保護區」（Sunset Sanctuary）。 佩爾斯從合法管道引進了袋狸、草原袋鼠和長鼻袋鼠等原生哺乳動物，但問題在於：他沒有獲得任何野放這些動物的許可。佩爾斯的許可證上寫著動物必須被關在籠子裡，他打趣表示：「又沒有哪條規定說你不能把牠們關進大籠子裡，所以我想，嗯，我做對了。我把動物關在一個大籠子裡，牠們可以自由活動，而且很開心。」 佩爾斯無意間加入了一個國際性的「非法野放」運動，參與者繞過法規，自行應對物種滅絕危機。佩爾斯在日落保護區的行動得到了許多民眾的支持與捐款，他說：「如果我們能簡化一些繁瑣的手續，就能保護更多瀕危動物。」 但當地環境部門可不這麼認為。科學家警告，這種通常被稱為「遊擊野放」或「非法野放」的做法，不僅會傷害動物，而且對生物多樣性幾乎沒有任何好處。 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生態學家金斯福（Richard Kingsford）就指出，遊擊野放的做法不僅會導致動物挨餓、近親繁殖，還會對澳洲的生物安全構成重大威脅。金斯福是澳洲規模最大官方野放計畫之一的負責人，在野放工作上耕耘了數十年，是該領域的專家。 儘管官方嚴厲反對，但一位匿名遊擊野放人士向《ABC News》表示：「那些『只有訓練有素的科學家才能做這件事』的正統主義者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現在必須行動起來，而不是光說不練。」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pfbid0biDQTAkwnw45d4wmwtQgju6SqBzRVSmSrGZFkoERaBPF9sKgvbrKJSwHpdsxqsMql&id=100064539106005 遊擊野放是指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將原生動物引入某一區域的行為，國際上已有許多案例，例如比利時惡名昭彰的「河狸炸彈客」（beaver bomber）、不明人士在蘇格蘭高地放生猞猁，以及英國原生野豬令人懷疑的重新現身。 這種做法通常帶有自由主義或反繁文縟節的色彩，人們厭倦了主管機關在恢復自然方面往往會採取避免冒險的做法。在1980年代展開行動的瓦姆斯利說：「我想當時大概有40個政府部門需要通關，這很耗時……之後我決定，乾脆不審核就直接建立這些保護區。獲得諒解遠比獲得核准容易多了，尤其是在你能爭取到媒體支持的狀況下。」 金斯福則表示，野放計畫的審核可能需要幾年時間，而他認為這很合理。「我覺得在那種灰色地帶設立保護區、隨意轉移動物的做法並不對，他們竟然那樣做了。」金斯福對佩爾斯的保護區深表擔憂，他表示80英畝的土地面積聽起來遠遠不足、動物的競爭激烈，令人相當擔心牠們的長期福祉和生存。他說：「我有很多疑問，而且都不是什麼正面的問題。」 不用等待時間驗證，金斯福的擔憂已經應驗——佩爾斯的土地正在經歷乾旱，讓他別無選擇，只能提供這些「野生動物」飼料，他也擔心動物數量過多和近親繁殖的問題，但他很難清點動物的數量。 目前佩爾斯的進階野生動物許可證已被地方主管機關吊銷，他只能持有臨時許可證，同時主管機關也正在研究如何處理日落保護區的問題。金斯福對任何缺乏科學嚴謹性的「野放」計畫都持反對意見，他說：「我很擔心『遊擊野放』的做法，因為它們沒有計畫，人們隨意地往土地上丟動物，沒有人真的去評估這些做法是成功還是失敗。」但金斯福承認，這些行動背後的初衷是出於好意，「這或許是人們想要為環境做點好事，卻沒有意識到其中的複雜性。」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 呂幼綸 2023年8月初，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岩古道被棄置大批鳥隻，除了少數飛走逃逸，更多的是在現場掙扎求生，等到警方趕到時，只見半數已死亡，其他則是奄奄一息。不出所料，這又是「放生」儀式的惡果，警方根據監視器追查到紅衣宗教團體，而到案說明的女子表示，因上天旨意需要消災祈福，因此購買了300隻鵪鶉及友人贊助的150隻斑鳩與鴿子，到清山岩古道進行放生儀式。 儘管已進入AI智能世代，類似前述的放生慘案，仍不時在台灣各地上演，經常進行山訓的特搜中心教官周聰吉，還看過陸龜被放生至水壩，成為名副其實的「放生即放死」，所幸，在各大教團相繼倡議以護生取代放生，進而從事生態放生和合法放流之下，放生慘案的發生頻率和規模都在下降。 回溯至2015年6月，台中沙鹿一位老農下田時遭到被放生的眼鏡蛇噬咬，打了六劑抗蛇毒血清才保命，此後，各地就不斷有出家人放生毒蛇的傳聞，讓民眾心驚膽跳，2017年苗栗泰安鄉士林村更因成為放生標的，飽受眼鏡蛇出沒之苦，讓這個原住民部落只能養狗自保。 要求農委會（今之農業部）規範宗教放生的呼籲，不止發自民間，2015年10月立法委員賴振昌也以臨時提案，催促農委會盡速整合法規，明訂宗教放生的相關申請辦法，並要求在法規健全之前，農委會必須配合地方政府，派遣稽查人員到宗教放生活動現場，進行監督輔導及蒐證。 在寺廟道場眾多的台灣，想將宗教放生納管，遭遇的阻力自然不少。2016年農委會提出《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擬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放生規範，時任林務局局長的李桃生在3月21日宣布，放生將採取許可制，未經許可者，最重可懲處25萬元，若因放生造成動物大量死亡，最重可罰250萬元。 篤信佛教的立法委員林岱樺，堅持宗教放生是善念的體現，因而在修正草案送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進行初審時，就把其中的放生納管條款（簡稱「放生條款」）拉下，不進行審議，引發外界譁然，並在一周後舉辦公聽會，讓宗教團體和生態保育人士各陳己見。公聽會中，宗教界倚恃的是宗教自由，並駁斥放生危害生態的說法，學界人士則主張有約束、有管制的放生行為，雙方幾乎全無交集。 時間來到2017年3月3日，「放生條款」在立法院進行黨團協商，此時林岱樺委員雖對宗教放生的列管似乎有了讓步，卻另提出令林務局(現為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倒抽一口氣的「個人隨機放生」，表示放生需要專業科學，民眾可能基於善心，在餐廳裡想解救一條即將被宰殺的魚，卻無法辨識是不是保育類，或是可以怎麼救，因此她主張修法方向應導向中繼站這類專責機構和機制，例如林務局轄下的野生動物救傷收容中心。會議中，她以「放生非棄養」和時任林務局局長的林華慶有言辭交鋒，錄影公開後，引發外界諸多評論，野保法第32條的修正條文也不了了之。 雖然放生儀式源自佛教，從慈悲利生的心念出發，期望將不幸遭捕捉且將被宰後殺的動物放歸大自然，但行之千百年後，不免有所偏失，而且危及生態，因此不為一些高僧所樂見。佛光山星雲大師就曾以專文「放生與放死」，詳述道理:「我們常見一些佛教徒喜歡在法會中『放生』，藉此功德祈福消災，但往往因為『放生』不當，反而造成『放死』…….. 我們與其做些不當的『放生』，不如更積極的『護生』。」 而早在2005年，佛光山就和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簡稱APA）合作，發行由依空法師執筆的口袋書《捉放之間》，並結合佛光山的事業單位人間福報和人間衛視，舉辦了多場「動物放生管制宣導說明會」。 2011年起，由日常老和尚成立的福智佛教基金會，更是積極投入兼顧護生和生態保育的「生態放生」，並在林務局指導之下，於2013年設立「護生教育示範園區」，更在2016年應林務局之邀，參與「禁止任意釋放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大閘蟹」記者會，說明歷年來的「智慧放生」事例，包括魚苗放流、癒後海龜野放、癒後野生動物野放，及流浪狗收容、建構護生園區等。 尤其是有助於增加周邊海域漁產資源，維護海洋生態永續發展的魚苗放流，多年來持續不斷，近例是於2023年3月在苗栗縣外埔漁港，將41,500尾黃鰭鯛魚苗放流入海，令苗栗縣府讚揚不已。 長年在國內外進行放生法會的海濤法師，因為有著收購青蛙、泥鰍、大閘蟹、黑鯛放生，及到馬來西亞放生蟒蛇的眾多紀錄，備受保育人士抨擊，甚至曾和林務局「鬥法」。而在放生活動之外，海濤法師並成立中華護生協會，廣設護生園區，收容從屠宰場救出和信徒放生所需的各種動物，依協會至2021年3月的統計，全台有23個護生園區、照養動物20種、合計37,492隻。 另一和中華護生協會齊名的台灣救狗協會，也是海濤法師的護生事業，而屏東鹽埔的護生狗園在2010年收容了514隻狗，加計護生協會部分，一共是793隻流浪狗。只是這些護生園區多曾被舉報環境髒亂、動物染病，是「黑戶」畜牧場。2021年重新出發、獨立弘法的海濤法師，近期應當不會再舉辦放生活動，也期望他能徹底轉念，引領信徒走上生態放生、合法放流的道路。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李娉婷 許多信仰都有以動物祭祀的傳統，但隨著動物福利觀念的發展，一些獻祭動物的方式開始受到挑戰，廢除聲浪不絕於耳，台灣民間信仰中的「神豬重量比賽」便是其中之一。 根據農業部畜產試驗所農業知識入口網資料，客家義民祭典的神豬重量比賽，最早可追溯至道光十一年（西元1831年），客家先民林先坤之孫林秋華高中武舉人返鄉祭祖，準備全豬、全羊酬謝義民爺庇佑，由於當時的農業社會鮮有娛樂活動，到場觀禮的地方仕紳便建議每年祭拜時讓「神豬比重、神羊比角長」，增添趣味性。在酒宴當中，眾人也建議由四大庄輪流殺豬宴客，輪值制度因此建立。 一百多年過去，當初的四大庄演變至今有十五大庄，每年的義民祭，輪值祭典區無不卯盡全力，除了表達誠心外，也成為各庄展現地方實力的時刻。原本儀式性的動物祭祀活動，也逐漸變成具有誇富性質的比賽，豬也越養越重，到了1980年代，甚至出現了上千斤的神豬，自此之後，「入等」的神豬動輒千斤以上。 這些獻給義民爺的神豬，其實也曾經都只是普通豬，要讓牠們長到千斤以上，方法無他，就是讓牠們不斷進食、刻意增肥，而豬一旦胖到無法自由活動，就只能改為灌食，神豬飼養到最後，動物福利往往蕩然無存。（註：神豬重量比賽因客家祭祀文化而為人所知，但其實並非客家社會獨有，北部幾個漳、泉移民區也有神豬祭祀習俗。） 而最早呼籲停止神豬重量比賽的呼聲，可以追溯到20年前。2003年8月，由於紙媒報導農民將宰殺時任總統陳水扁於競選期間，委由農民代養的神豬（後證實為報導有誤，總統事前並不知情），關懷生命協會創會理事長釋昭慧法師撰寫〈刀下請留「總統豬」！〉一文，刊載於同媒體社論版面。 神豬議題本為小眾，關心人數甚少，但牽扯上總統，立即引起不小騷動，動物保護、民俗文化不同立場交鋒，一時之間台灣社會對此有了熱烈討論，不過可惜的是，政治紛爭介入之下，議題成了族群之爭，甚至出現歧視客家文化之說。 在〈刀下請留「總統豬」！〉一文刊出後不久，時任靜宜大學副校長陳玉峰、作家李喬、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錢永祥、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秘書長簡錫皆、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李根政、台灣生態學會籌備會、花蓮動物權益促進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等個人與組織隨即召開記者會、發起「呼籲全台各地取消『神豬比賽』的殘虐行為」連署行動，為每年無數被迫超重的豬請命。 連署指出，從飼養到屠宰的過程中，神豬承受著各種虐待與痛苦，包括：被強行增重，造成行動不便、心臟負荷過大、肢體負荷過重；單獨飼養，社交環境遭杜絕；為了讓豬無法運動、加速肥胖，豬的飼養空間被設定在最多僅能翻身、無法站立的高度，行為一輩子受限；長期遭飼料筒灌食；刺喉放血前未先致昏動物，屠宰過程極度緊迫、不人道等。 動物保護與民俗文化的兩難，往往需要更長時間來推動改變，雖然當時的連署並未獲得行政單位正面回應，但最終總統府方做出「總統供奉米豬」之決定，既不干預農民以神豬獻祭的傳統，也不掛名，並未偏向任何一方。 不過說近代這種動輒千斤的神豬重量比賽是「民俗文化」，其實也不盡然。2007年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時任理事長朱增宏所撰寫的〈威權應猶在，只是「人」顏改？－－從神豬爭議的處理，看政府的威權習性〉一文便指出，縱使神豬比重已有百年歷史，但強迫灌食、限制行動卻非歷史傳統。根據訪查，許多神豬業者承認，神豬養殖開始使用灌食及限制行動應是在1970至80年代，在此之前不會限制神豬的行動，而且只用一般的飯糰餵食。此後由於神豬養得越肥，業者越有利潤，祭祀者越有面子，飼養方法也開始「惡質化」。 後續幾年，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繼續推動停止神豬重量比賽倡議，也持續進行訪查，最近一次於2019年的調查發現，台灣仍有35間寺廟每年會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推估每年涉及的神豬數量至少有270多隻；在地區分布方面則以桃園市為最多，共有20間廟宇，其次為新竹縣的7間、新北市的3間。 而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的廟宇中，供奉三官大帝或義民爺寺廟最多，各有6間，供奉開漳聖王、媽祖、觀音佛祖的寺廟各4間，供奉神農大帝、三山國王的寺廟各3間，其餘還有三府王爺、玉皇大帝、武財神、保生大帝、清水祖師，顯示神豬重量比賽並未限於特定信仰、廟宇或主祀神明。 儘管多年來動保團體持續要求動物福利主管機管針對神豬重量比賽「虐待動物」及「非人道屠宰」的部分對廟方開罰，不過農委會（農業部前身）仍強調以勸導代替開罰，在2019年的一場跨部會協作會議上，農委會雖表示他們不贊同神豬競重，但不以入罪或處罰人民為唯一手段，將持續與神豬飼養戶及寺廟團體溝通，鼓勵採用自然方式飼養的豬隻或以替代儀式祭祀。 停止神豬重量比賽倡議走過20年，這幾年間，許多廟宇順應時代浪潮停辦神豬重量比賽，信眾改為使用米、餅乾、麵包、蔬果或環保素材來製作「創意神豬」，誠心不變但更愛護動物的做法，甚至比一般神豬更吸引遊客目光。其實，禁絕神豬重量比賽只剩下最後一哩路，不過仍有少數信眾堅持養出超重的神豬，在政府不願或不能以法律介入宗教祭祀活動的情況下，不人道的神豬重量比賽何時能從台灣這片土地上退場，仍是未知數。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李娉婷 台灣人愛吃雞蛋，農業部統計，2022年台灣生產82.4億顆雞蛋，若以2,300萬人口計算，每位國人平均一年吃掉358顆蛋，幾乎是每天一顆，不過在地峽人稠的小島上，要滿足這樣龐大的需求，苦的就是蛋雞了。 據估計，台灣有8成蛋雞以傳統巴特利籠（Battery Cages，即格子籠）飼養，格子籠的每一面皆為鐵絲構成，母雞一生都只能站在縫隙不小的金屬絲上，且這樣的飼養方式，往往在一個小籠中塞入了過多的雞隻，蛋雞不僅完全無法展現自然行為、在擁擠的空間中容易彼此踩踏，甚至會因為過於緊迫的環境而互相攻擊或自殘——可以說，我們愛吃的蛋，絕大部份是極盡所能的壓榨母雞換來。 除了格子籠飼之外，台灣的蛋雞產業還有「強迫換羽」的陋習，且被農業部視為調節蛋雞產量的正常手段。什麼是強迫換羽？強迫換羽是提升休產母雞產蛋率的一種方式，一般會用在產蛋率低的老母雞身上，逼出產量。在自然界中，禽鳥會自然換羽，顧名思義就是羽毛的定期更換；而強迫換羽，則是改變母雞的飼養方式，讓其直接進入換羽期，這時母雞會停止下蛋，待換羽期結束、恢復往常的飼養方式後，母雞會開始重新產蛋。 當然，你可以猜想得到，強迫換羽的方式對母雞不太友善：蛋農會直接對母雞減少飼料供給，甚至是限水，讓母雞的營養降低、改變其激素周期，斷食時間長達1至2週，有時會更久，母雞因為營養不足停止產蛋、開始掉毛，等到想讓母雞再次生蛋時再恢復飼料供給，整個強迫換羽過程歷時20到60天不等。 根據長期推廣蛋雞「廢籠」的動保團體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彙整，中華民國養雞協會2001年至2022年7月蛋雞生產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平均每年蛋雞強迫換羽數量占在養量的4.2%，比例看似不高，但換成數量你會更有感——以2022年底的450萬在養量為例，4.2%代表著有近19萬隻母雞被斷食。 而這樣的做法，更容易造成本就不健康的格子籠母雞免疫力下降、生病死亡，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指出，一般強迫換羽後，蛋雞死亡率達2至3成。 2023年開春，台灣再次上演缺蛋危機，在農業部提出的一系列因應措施中，也包含了「協調休養雞隻適時投產」，方法即為強迫換羽。為此，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多次出面為母雞發聲，並表示要解決蛋荒，政府應大破大立引導台灣蛋雞產業全面升級，不能老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正視結構性問題。 其實，要滿足台灣人愛吃蛋的需求，不需要把雞關進小籠子裡、不需要強迫休產母雞換羽繼續生蛋，也完全有辦法達成，台灣土地狹窄也絕對不是最大癥結點！在農業部2023年5月出版的《農政與農情》月刊〈我國雞蛋供需與產銷探討〉一文中，便指出台灣蛋雞平均產蛋率只有約7成，和先進養雞國有1～2成的差距，原因包括臺灣的蛋雞產業8成5採傳統開放式混齡飼養、籠飼比例極高，加上禽舍設備和飼養方式不利於防範禽流感等疫病，生產管理也參差不齊，種種問題都影響了產蛋率。 台灣雞蛋產業的現況，是靠著養更多的母雞、再極盡所能來榨取這些動物的價值，來彌補低落的產蛋率。但事實上，從結構端改善問題，用對的方法提升產蛋率，就能養更少的雞、生更多的蛋。 在3月蛋荒時期，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在召開的記者會上表示，台灣蛋雞產業的問題包括禽舍落後破舊、高密度集約化飼養、人力高齡化、專業技能不足等，長期陷於「雞越養越多，污染越來越大，蛋卻不足」的困境，政府若不訂定轉型計畫、帶領產業升級，再多補助都沒有幫助，只會讓體質虛弱的產業更加惡化。 那麼，目前農業部在提升蛋雞福利上，究竟有什麼措施呢？老實說進度不多，但也不至於止步不前。為因應友善畜牧發展趨勢，在動保團體倡議多年後，農委會（農業部前身）2014年初終於開始制定相關標準，並於2015年末公告〈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依照蛋雞飼養方式，將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分為「豐富化籠飼」、「平飼」及「放牧」，列出雞隻所需活動空間、雞舍設施規格供有意投入友善生產的畜牧場遵循，指南雖為鼓勵性質、不具強制性，但總算有國內標準可供蛋農參考。前文中提及的「強迫換羽」，就屬於〈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列出的不得執行項目（此為2021年新增標準）。 此外，農委會也於2014年修正《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首度將雞蛋友善生產列入補助，有意轉型友善生產的蛋農，可以申請年息1.5%的低利貸款；目前許多地方政府也有針對雞蛋友善生產系統的補助可申請。儘管農業部的禽舍改建補助項目仍包含格子籠，令動保團體詬病，但願意改善蛋雞生活環境、投入友善生產的蛋農，總算不用單打獨鬥，有了公部門的小小援手。 而另一把手，就需要靠消費者伸出。非籠飼的動物福利雞蛋往往給人昂貴的印象，若要跟最便宜的籠飼蛋相比，動物福利雞蛋確實可能會貴上一倍，不過事實上，市面上有許多籠飼雞蛋已和動物福利雞蛋的價格在同一區間，甚至可能更貴。 很多人願意為了「品質」、「安全」、「健康」買售價更高的蛋，買到的卻可能還是籠飼雞蛋，幫助提升動物福利的吸引力不大，但其實，動物福利更好，母雞在自然需求獲得滿足的狀況下更健康，產下的蛋普遍來說當然會更健康；從提升產業的角度來看，支持動物福利雞蛋，更是在為未來投資——為動物著想、設備好的畜牧場，不僅產蛋率更好，養的雞少、污染當然也更少。 在改善蛋雞處境、增加好蛋的這條路上，不只政府、蛋農、倡議團體需要努力，你也是重要的一份子！ 儘管政府發布的指南有列入，但倡議團體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未將「豐富化籠飼」視為友善生產方式，其原因為從動物福利的角度，母雞仍處於無法滿足自然天性的籠飼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