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吳昱賢／綜合報導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領導的最新研究發現，野生動物不僅受到人類改造地景的衝擊，光是「人類在場」本身，就能改變多達三分之二陸生物種的行為模式。這份5月21日刊登於國際頂尖期刊《科學》（Science）的論文，分析了約1,180萬筆動物移動資料與美國民眾手機定位數據，是科學家首度大規模量化「人類存在」對野生動物的直接影響。
綜合外媒報導，這項研究由耶魯生物多樣性與全球變遷中心（Yale Center for Biodiversity and Global Change）主持，集結全球逾50個學術與政府機構合作，歷時六年完成。研究團隊以GPS追蹤裝置記錄37種陸生動物（22種鳥類、15種哺乳類）的位移，共收集逾4,500隻個體、約1,180萬筆定位點。對象涵蓋白尾鹿（white-tailed deer）、灰狼（gray wolves）、郊狼（coyotes）、浣熊（raccoons）、臭鼬（skunks）、烏鴉（ravens）、禿鷹（vultures）、鶴（cranes）與鸛（storks）等。
本研究首度將匿名手機定位資料與衛星偵測的「棲地擾動指數」結合，並以2019年（疫情前）與2020年（封城期間）作為對照，將人類在場效應與長期地景改變（如都市開發、農業擴張）拆解開來分析。共同主要作者、現任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布倫環境科學與管理學院（Bren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Management）助理教授奧利佛（Ruth Oliver）指出：「人類對野生動物的影響很複雜，像是我們的實體存在，到我們改造牠們的棲地。若缺乏兩者資料，就無法理解我們對動物真正的衝擊。」
分析結果顯示，逾65%的物種會因為人類是否在場而改變行為；其中67%的哺乳類與68%的鳥類在活動範圍或生態棲位上出現變化，且這種變化在人類較少介入的天然環境（如國家公園）中最為明顯。約57%的物種同時受到「人類在場」與「地景改造」雙重衝擊；其中67%的哺乳類與41%的鳥類選擇縮小棲地以回應雙重壓力。
不同物種反應差異懸殊。多數動物為了躲避人類而縮小活動範圍，但灰狼則反其道而行，研究人員推測，這可能與牠們長期遭人類獵殺、傾向拉長距離遠離人群的歷史包袱有關；烏鴉同樣擴大覓食範圍，被認為是在搜刮人類遺留的食物。白尾鹿在地景改造時，擴大自己的移動軌跡，卻在人類密集出現時退縮；沙丘鶴（sandhill cranes）反應則完全相反。
共同主要作者、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國家動物園與保育生物學研究所生態學家楊柯（Scott Yanco）說：「這項尖端技術讓我們以前所未有的細節，看見野生動物對人類活動的反應有多麼多樣。這意味著保育策略必須非常精準，不能一體適用。」
本研究屬於「COVID-19生物紀錄行動」（COVID-19 Bio-Logging Initiative）的一環，該計畫串連全球600個合作單位、彙整1萬3,000隻動物、共10億筆定位點，被學界稱為「人類大停擺」（anthropause）研究典範。2020年的封城讓人類活動驟降，提供了難得的「自然實驗」，得以分離出地景與人流兩種變因。
耶魯生態與演化生物學教授、該中心主任傑茲（Walter Jetz）強調：「動物受到的影響來自人類直接出現，也來自人為造成的環境改變，例如農業與都市化。這是首次大規模直接評估這兩者單獨與共同對野生動物棲地使用的衝擊。」
研究團隊指出，保育策略不能只關注「棲地是否消失」，更要考量「人在何時何地出現」。傑茲說：「棲地流失仍是生物多樣性下降的主因，但人類對地景的直接使用，例如休閒活動，同樣會影響生物多樣性。」研究建議，除了棲地保留，巧妙管理人類活動的時間與強度，例如在關鍵時期限制車流、在敏感棲地降低干擾，將是讓野生動物與人類共存的關鍵。奧利佛補充：「這個結果讓我對『人與動物共存』感到樂觀，我們可以設計更細緻、更精準的政策，考量何時、何地該留空間給動物。」
奧利佛的團隊下一步將追蹤這些行為改變是否影響動物的存活率。「目前的研究顯示動物改變了空間使用與資源利用方式，但我們還不知道這些改變是適應，還是壓力的訊號。」她說：「我們正在追問，那些因人類壓力而改變行為的動物，究竟死亡風險是上升還是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