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35%的海鳥死後消化道內含有塑膠。圖片來源／Ronald Surgenor/PA 記者 吳昱賢／綜合報導 全球海洋塑膠污染的致命程度遠超過科學界過往認知。最新刊登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的研究指出，僅相當於三顆方糖體積的塑膠量，即可能足以讓海鸚（puffin）死亡；對海龜與小型海洋哺乳動物而言，致死劑量同樣低得驚人。研究團隊直言，這項有史以來最全面的量化分析顯示，海洋生物正暴露於「極小卻致命」的塑膠負荷之下，而各國政府若不從源頭減量，海洋生態恐難以承受。 該研究由海洋守護組織「海洋保育協會」（Ocean Conservancy）主導，分析全球 10,412 份海鳥、海龜與海洋哺乳動物的解剖紀錄，比對個體死亡原因與攝入塑膠的體積與件數，建立不同物種的「致死劑量模型」。 研究主要結論包括： 海鸚只要攝入不到三顆方糖體積的塑膠，其死亡機率即高達 90%。 赤蠵龜（loggerhead sea turtle）若吞下等同「兩顆棒球」體積的塑膠，死亡機率同樣達 90%。 港灣鼠海豚等中小型海洋哺乳動物，攝入約一顆美式橄欖球體積的塑膠，即可能致死。 首席作者、海洋保育協會海洋塑膠研究主管艾琳．墨菲（Erin Murphy）表示：「我們早就知道海洋生物會誤食塑膠，但這次我們想回答『到底多少才會致命？』這個問題。結果顯示，致死量小得嚇人。」墨菲強調，當全球每分鐘都有「一卡車」塑膠廢棄物流入海洋時，「這樣的劑量門檻意味著無數海洋生物正處於極高風險」。 研究同時計算了造成 50% 死亡風險的塑膠量，結果更令人震驚：海鸚攝入不足一顆方糖體積的塑膠，其死亡率就達 50%；赤蠵龜吞入不到「半顆棒球」體積的塑膠，就可能導致一半個體死亡。研究團隊指出，這些致死量並非單純因胃部堵塞，而是包括腸道穿孔、感染、營養不良與壓力累積等複合效應。例如海龜誤把塑膠袋當作水母、海鳥在覓食時吞下輕巧的塑膠碎片，這些都是自然環境中常見情況。 該研究也首次深入分類不同塑膠材質的「致死性」。分析結果顯示：海鳥最容易被橡膠類與硬塑膠（如瓶蓋、破碎容器）致命；海龜則同時受到軟塑膠（袋類、包材）及硬塑膠威脅；海洋哺乳動物最危險的來源為軟塑膠與漁具相關廢棄物（如網片、繩索）。軟塑膠往往會造成腸阻塞，而硬塑膠則可能刺破腸道造成敗血症。漁具碎片則因體積大、材質堅硬，在海洋哺乳動物體內尤其危險。 研究者盤點解剖資料時更發現，塑膠已成為海洋生物死亡的「常態背景」：47% 的海龜死前體內含有塑膠；35% 的海鳥死前體內含有塑膠；12% 的海洋哺乳動物死前體內含有塑膠。這些案例遍佈各大洋，由不同研究團隊紀錄，顯示問題已非區域性，而是全球性危機。 海洋保育協會塑膠政策主任安雅．布蘭登（Anja Brandon）指出，這項研究提供了政策制定上極為關鍵的「重要指標」。她說：「雖然沒有單一解方，但這些數據再次證明，禁止特別危險的塑膠製品，例如氣球、塑膠袋，確實能為海洋生物帶來實質保護。」 研究團隊呼籲，各國政府應立即採取三項核心行動，包含從源頭減少塑膠生產量、改善廢棄物收集與回收系統，避免塑膠流入海洋、針對高風險塑膠品項制定更具約束力的禁用或限制政策。布蘭登補充：「在保護海洋野生動物的戰役中，每一項政策、每一個人的減塑行動都很重要。」 這項成果讓人「無法再忽視海洋正在發生的慢性災難」。即便海洋裡的塑膠看似只是一片袋子、一截繩索或一個瓶蓋，其致命性已被明確量化，且比以往認知更高。海洋生物低致死量的特性，意味著當前海洋塑膠污染規模若持續升高，「死亡」將從偶發事件變成可預期結果。

記者 吳昱賢／綜合報導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 BC）近日發生罕見灰熊攻擊事件，一隻母灰熊在貝拉庫拉（Bella Coola）地區的 4 Mile 社區襲擊正在步道休息的學童與教師，造成十一人受傷，其中數名孩童須緊急送醫。事件震動全國，也使外界再次將目光放在地區內逐年增加的人熊衝突問題上。隨著保育官持續搜尋涉案母熊及其兩隻幼熊，加拿大社會也重新檢視長久以來的野生動物管理方式，其中包括深植於土地與文化的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治理觀點。 綜合外媒報導，在加拿大的憲政架構中，「第一民族」是三個被正式承認的原住民族群之一，另外兩者為因紐特人（Inuit）與梅蒂人（Métis）。雖然《印第安法》中仍沿用「印第安（Indian」）作為法律用語，但在社會層面，「第一民族」已逐漸取代這個殖民時期的詞彙，成為更被尊重與接受的稱呼。多個第一民族社群的領地涵蓋西岸大量的灰熊棲地，他們與灰熊共存的歷史遠在加拿大建國前，並延續至今。正因如此，他們的經驗被視為理解灰熊習性與衝突背景的重要基礎。 在貝拉庫拉（Bella Coola）事件中，努薩克族（Nuxalk Nation，歸類於第一民族） 與事發地最為接近，社區也長年與灰熊共享森林與河谷。努薩克族的治理辦公室建立了熊出沒紀錄、季節動向分析與安全教育課程，並透過文化傳承形塑尊重野生動物的態度。在他們的世界觀裡，灰熊是森林中的「長者」，象徵智慧與力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學習辨識熊的足跡、咬痕與行徑，並理解季節性覓食模式。 努薩克族領袖多次表示，熊接近社區往往不是牠們變得更具攻擊性，而是棲地內的食物壓力迫使牠們擴大活動範圍，包括森林火災、乾旱、鮭魚族群下降或伐木道路切割棲地等因素。因此，在面對衝突時，社會應首先理解造成熊行為改變的環境背景，而不是僅尋求「移除問題個體」的快速解方。 而在貝拉貝拉（Bella Bella）的海爾斯庫克族（Heiltsuk Nation）則長期與與研究機構合作，參與 DNA 採樣、鮭魚季生態調查與森林營養循環分析。他們以「河流—森林—熊」的關係理解整體生態健康：熊捕食鮭魚後，將殘餘帶入森林，魚體中的氮與磷成為土壤與樹木的營養來源，使整片雨林得以維持繁盛。正因如此，海爾斯庫克族堅定反對獵殺白色灰熊（Kermode bear），並將保育視為文化與生態的共同責任。他們的倡議後來成為大熊雨林保護區設立的重要推力之一。 隸屬於基塔蘇—夏夏斯民族（Kitasoo Xai’xais Nation）的克萊姆圖（Klemtu）部落，則透過生態旅遊達成兼具保育與經濟發展的平衡。Spirit Bear Lodge 是完全由部落擁有的旅遊事業，帶領遊客觀看灰熊、黑熊與珍貴的白色灰熊。導覽過程有明確且嚴格的規範，包括保持距離、控制噪音，以及在鮭魚季避免干擾熊的覓食節奏。基塔蘇—夏夏斯民族將人類定位為必須調整行為的一方，而非要求熊遷就人類的活動。為確保熊的安全感，部落在部分重要的河谷設立文化保護區，限制非部落人士進入，讓熊在敏感季節能無人干擾地覓食。 更往北的塔爾坦民族（Tahltan）與卡斯卡．德納民族（Kaska Dena）則展現了傳統知識與科學整合的模式。塔爾坦將灰熊故事重新編入校園教材，提醒年輕族人以謙遜態度看待野生動物，並透過協助政府建立熊死亡資料庫，掌握棲地壓力與族群趨勢。卡斯卡．德納則結合長久的追蹤技術與GPS 研究，追蹤熊的遷移方式。追蹤者能以肉眼判斷糞便的新舊、樹皮抓痕的方向以及足跡深度，再由研究團隊將這些資訊與...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 呂幼綸 2023年8月初，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岩古道被棄置大批鳥隻，除了少數飛走逃逸，更多的是在現場掙扎求生，等到警方趕到時，只見半數已死亡，其他則是奄奄一息。不出所料，這又是「放生」儀式的惡果，警方根據監視器追查到紅衣宗教團體，而到案說明的女子表示，因上天旨意需要消災祈福，因此購買了300隻鵪鶉及友人贊助的150隻斑鳩與鴿子，到清山岩古道進行放生儀式。 儘管已進入AI智能世代，類似前述的放生慘案，仍不時在台灣各地上演，經常進行山訓的特搜中心教官周聰吉，還看過陸龜被放生至水壩，成為名副其實的「放生即放死」，所幸，在各大教團相繼倡議以護生取代放生，進而從事生態放生和合法放流之下，放生慘案的發生頻率和規模都在下降。 回溯至2015年6月，台中沙鹿一位老農下田時遭到被放生的眼鏡蛇噬咬，打了六劑抗蛇毒血清才保命，此後，各地就不斷有出家人放生毒蛇的傳聞，讓民眾心驚膽跳，2017年苗栗泰安鄉士林村更因成為放生標的，飽受眼鏡蛇出沒之苦，讓這個原住民部落只能養狗自保。 要求農委會（今之農業部）規範宗教放生的呼籲，不止發自民間，2015年10月立法委員賴振昌也以臨時提案，催促農委會盡速整合法規，明訂宗教放生的相關申請辦法，並要求在法規健全之前，農委會必須配合地方政府，派遣稽查人員到宗教放生活動現場，進行監督輔導及蒐證。 在寺廟道場眾多的台灣，想將宗教放生納管，遭遇的阻力自然不少。2016年農委會提出《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擬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放生規範，時任林務局局長的李桃生在3月21日宣布，放生將採取許可制，未經許可者，最重可懲處25萬元，若因放生造成動物大量死亡，最重可罰250萬元。 篤信佛教的立法委員林岱樺，堅持宗教放生是善念的體現，因而在修正草案送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進行初審時，就把其中的放生納管條款（簡稱「放生條款」）拉下，不進行審議，引發外界譁然，並在一周後舉辦公聽會，讓宗教團體和生態保育人士各陳己見。公聽會中，宗教界倚恃的是宗教自由，並駁斥放生危害生態的說法，學界人士則主張有約束、有管制的放生行為，雙方幾乎全無交集。 時間來到2017年3月3日，「放生條款」在立法院進行黨團協商，此時林岱樺委員雖對宗教放生的列管似乎有了讓步，卻另提出令林務局(現為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倒抽一口氣的「個人隨機放生」，表示放生需要專業科學，民眾可能基於善心，在餐廳裡想解救一條即將被宰殺的魚，卻無法辨識是不是保育類，或是可以怎麼救，因此她主張修法方向應導向中繼站這類專責機構和機制，例如林務局轄下的野生動物救傷收容中心。會議中，她以「放生非棄養」和時任林務局局長的林華慶有言辭交鋒，錄影公開後，引發外界諸多評論，野保法第32條的修正條文也不了了之。 雖然放生儀式源自佛教，從慈悲利生的心念出發，期望將不幸遭捕捉且將被宰後殺的動物放歸大自然，但行之千百年後，不免有所偏失，而且危及生態，因此不為一些高僧所樂見。佛光山星雲大師就曾以專文「放生與放死」，詳述道理:「我們常見一些佛教徒喜歡在法會中『放生』，藉此功德祈福消災，但往往因為『放生』不當，反而造成『放死』…….. 我們與其做些不當的『放生』，不如更積極的『護生』。」 而早在2005年，佛光山就和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簡稱APA）合作，發行由依空法師執筆的口袋書《捉放之間》，並結合佛光山的事業單位人間福報和人間衛視，舉辦了多場「動物放生管制宣導說明會」。 2011年起，由日常老和尚成立的福智佛教基金會，更是積極投入兼顧護生和生態保育的「生態放生」，並在林務局指導之下，於2013年設立「護生教育示範園區」，更在2016年應林務局之邀，參與「禁止任意釋放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大閘蟹」記者會，說明歷年來的「智慧放生」事例，包括魚苗放流、癒後海龜野放、癒後野生動物野放，及流浪狗收容、建構護生園區等。 尤其是有助於增加周邊海域漁產資源，維護海洋生態永續發展的魚苗放流，多年來持續不斷，近例是於2023年3月在苗栗縣外埔漁港，將41,500尾黃鰭鯛魚苗放流入海，令苗栗縣府讚揚不已。 長年在國內外進行放生法會的海濤法師，因為有著收購青蛙、泥鰍、大閘蟹、黑鯛放生，及到馬來西亞放生蟒蛇的眾多紀錄，備受保育人士抨擊，甚至曾和林務局「鬥法」。而在放生活動之外，海濤法師並成立中華護生協會，廣設護生園區，收容從屠宰場救出和信徒放生所需的各種動物，依協會至2021年3月的統計，全台有23個護生園區、照養動物20種、合計37,492隻。 另一和中華護生協會齊名的台灣救狗協會，也是海濤法師的護生事業，而屏東鹽埔的護生狗園在2010年收容了514隻狗，加計護生協會部分，一共是793隻流浪狗。只是這些護生園區多曾被舉報環境髒亂、動物染病，是「黑戶」畜牧場。2021年重新出發、獨立弘法的海濤法師，近期應當不會再舉辦放生活動，也期望他能徹底轉念，引領信徒走上生態放生、合法放流的道路。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李娉婷 許多信仰都有以動物祭祀的傳統，但隨著動物福利觀念的發展，一些獻祭動物的方式開始受到挑戰，廢除聲浪不絕於耳，台灣民間信仰中的「神豬重量比賽」便是其中之一。 根據農業部畜產試驗所農業知識入口網資料，客家義民祭典的神豬重量比賽，最早可追溯至道光十一年（西元1831年），客家先民林先坤之孫林秋華高中武舉人返鄉祭祖，準備全豬、全羊酬謝義民爺庇佑，由於當時的農業社會鮮有娛樂活動，到場觀禮的地方仕紳便建議每年祭拜時讓「神豬比重、神羊比角長」，增添趣味性。在酒宴當中，眾人也建議由四大庄輪流殺豬宴客，輪值制度因此建立。 一百多年過去，當初的四大庄演變至今有十五大庄，每年的義民祭，輪值祭典區無不卯盡全力，除了表達誠心外，也成為各庄展現地方實力的時刻。原本儀式性的動物祭祀活動，也逐漸變成具有誇富性質的比賽，豬也越養越重，到了1980年代，甚至出現了上千斤的神豬，自此之後，「入等」的神豬動輒千斤以上。 這些獻給義民爺的神豬，其實也曾經都只是普通豬，要讓牠們長到千斤以上，方法無他，就是讓牠們不斷進食、刻意增肥，而豬一旦胖到無法自由活動，就只能改為灌食，神豬飼養到最後，動物福利往往蕩然無存。（註：神豬重量比賽因客家祭祀文化而為人所知，但其實並非客家社會獨有，北部幾個漳、泉移民區也有神豬祭祀習俗。） 而最早呼籲停止神豬重量比賽的呼聲，可以追溯到20年前。2003年8月，由於紙媒報導農民將宰殺時任總統陳水扁於競選期間，委由農民代養的神豬（後證實為報導有誤，總統事前並不知情），關懷生命協會創會理事長釋昭慧法師撰寫〈刀下請留「總統豬」！〉一文，刊載於同媒體社論版面。 神豬議題本為小眾，關心人數甚少，但牽扯上總統，立即引起不小騷動，動物保護、民俗文化不同立場交鋒，一時之間台灣社會對此有了熱烈討論，不過可惜的是，政治紛爭介入之下，議題成了族群之爭，甚至出現歧視客家文化之說。 在〈刀下請留「總統豬」！〉一文刊出後不久，時任靜宜大學副校長陳玉峰、作家李喬、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錢永祥、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秘書長簡錫皆、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李根政、台灣生態學會籌備會、花蓮動物權益促進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等個人與組織隨即召開記者會、發起「呼籲全台各地取消『神豬比賽』的殘虐行為」連署行動，為每年無數被迫超重的豬請命。 連署指出，從飼養到屠宰的過程中，神豬承受著各種虐待與痛苦，包括：被強行增重，造成行動不便、心臟負荷過大、肢體負荷過重；單獨飼養，社交環境遭杜絕；為了讓豬無法運動、加速肥胖，豬的飼養空間被設定在最多僅能翻身、無法站立的高度，行為一輩子受限；長期遭飼料筒灌食；刺喉放血前未先致昏動物，屠宰過程極度緊迫、不人道等。 動物保護與民俗文化的兩難，往往需要更長時間來推動改變，雖然當時的連署並未獲得行政單位正面回應，但最終總統府方做出「總統供奉米豬」之決定，既不干預農民以神豬獻祭的傳統，也不掛名，並未偏向任何一方。 不過說近代這種動輒千斤的神豬重量比賽是「民俗文化」，其實也不盡然。2007年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時任理事長朱增宏所撰寫的〈威權應猶在，只是「人」顏改？－－從神豬爭議的處理，看政府的威權習性〉一文便指出，縱使神豬比重已有百年歷史，但強迫灌食、限制行動卻非歷史傳統。根據訪查，許多神豬業者承認，神豬養殖開始使用灌食及限制行動應是在1970至80年代，在此之前不會限制神豬的行動，而且只用一般的飯糰餵食。此後由於神豬養得越肥，業者越有利潤，祭祀者越有面子，飼養方法也開始「惡質化」。 後續幾年，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繼續推動停止神豬重量比賽倡議，也持續進行訪查，最近一次於2019年的調查發現，台灣仍有35間寺廟每年會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推估每年涉及的神豬數量至少有270多隻；在地區分布方面則以桃園市為最多，共有20間廟宇，其次為新竹縣的7間、新北市的3間。 而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的廟宇中，供奉三官大帝或義民爺寺廟最多，各有6間，供奉開漳聖王、媽祖、觀音佛祖的寺廟各4間，供奉神農大帝、三山國王的寺廟各3間，其餘還有三府王爺、玉皇大帝、武財神、保生大帝、清水祖師，顯示神豬重量比賽並未限於特定信仰、廟宇或主祀神明。 儘管多年來動保團體持續要求動物福利主管機管針對神豬重量比賽「虐待動物」及「非人道屠宰」的部分對廟方開罰，不過農委會（農業部前身）仍強調以勸導代替開罰，在2019年的一場跨部會協作會議上，農委會雖表示他們不贊同神豬競重，但不以入罪或處罰人民為唯一手段，將持續與神豬飼養戶及寺廟團體溝通，鼓勵採用自然方式飼養的豬隻或以替代儀式祭祀。 停止神豬重量比賽倡議走過20年，這幾年間，許多廟宇順應時代浪潮停辦神豬重量比賽，信眾改為使用米、餅乾、麵包、蔬果或環保素材來製作「創意神豬」，誠心不變但更愛護動物的做法，甚至比一般神豬更吸引遊客目光。其實，禁絕神豬重量比賽只剩下最後一哩路，不過仍有少數信眾堅持養出超重的神豬，在政府不願或不能以法律介入宗教祭祀活動的情況下，不人道的神豬重量比賽何時能從台灣這片土地上退場，仍是未知數。

結合公、私部門各自優勢，達成資源分享與風險分擔，創造加乘效益的「公私協力」，已是當今行政領域的顯學，也被喊得震天價響，但公私協力到底是「非常給力」或是「非常無力」呢？自然有些關鍵因素。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即將於2024年出版《公私協力非常給力----台灣動物保護的故事（2015至2023年）》，透過28個真實案例，讓大家了解動保團體和公部門如何建立默契跳恰恰，動物友善網站將逐一轉載，與讀者分享。 /李娉婷 台灣人愛吃雞蛋，農業部統計，2022年台灣生產82.4億顆雞蛋，若以2,300萬人口計算，每位國人平均一年吃掉358顆蛋，幾乎是每天一顆，不過在地峽人稠的小島上，要滿足這樣龐大的需求，苦的就是蛋雞了。 據估計，台灣有8成蛋雞以傳統巴特利籠（Battery Cages，即格子籠）飼養，格子籠的每一面皆為鐵絲構成，母雞一生都只能站在縫隙不小的金屬絲上，且這樣的飼養方式，往往在一個小籠中塞入了過多的雞隻，蛋雞不僅完全無法展現自然行為、在擁擠的空間中容易彼此踩踏，甚至會因為過於緊迫的環境而互相攻擊或自殘——可以說，我們愛吃的蛋，絕大部份是極盡所能的壓榨母雞換來。 除了格子籠飼之外，台灣的蛋雞產業還有「強迫換羽」的陋習，且被農業部視為調節蛋雞產量的正常手段。什麼是強迫換羽？強迫換羽是提升休產母雞產蛋率的一種方式，一般會用在產蛋率低的老母雞身上，逼出產量。在自然界中，禽鳥會自然換羽，顧名思義就是羽毛的定期更換；而強迫換羽，則是改變母雞的飼養方式，讓其直接進入換羽期，這時母雞會停止下蛋，待換羽期結束、恢復往常的飼養方式後，母雞會開始重新產蛋。 當然，你可以猜想得到，強迫換羽的方式對母雞不太友善：蛋農會直接對母雞減少飼料供給，甚至是限水，讓母雞的營養降低、改變其激素周期，斷食時間長達1至2週，有時會更久，母雞因為營養不足停止產蛋、開始掉毛，等到想讓母雞再次生蛋時再恢復飼料供給，整個強迫換羽過程歷時20到60天不等。 根據長期推廣蛋雞「廢籠」的動保團體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彙整，中華民國養雞協會2001年至2022年7月蛋雞生產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平均每年蛋雞強迫換羽數量占在養量的4.2%，比例看似不高，但換成數量你會更有感——以2022年底的450萬在養量為例，4.2%代表著有近19萬隻母雞被斷食。 而這樣的做法，更容易造成本就不健康的格子籠母雞免疫力下降、生病死亡，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指出，一般強迫換羽後，蛋雞死亡率達2至3成。 2023年開春，台灣再次上演缺蛋危機，在農業部提出的一系列因應措施中，也包含了「協調休養雞隻適時投產」，方法即為強迫換羽。為此，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多次出面為母雞發聲，並表示要解決蛋荒，政府應大破大立引導台灣蛋雞產業全面升級，不能老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正視結構性問題。 其實，要滿足台灣人愛吃蛋的需求，不需要把雞關進小籠子裡、不需要強迫休產母雞換羽繼續生蛋，也完全有辦法達成，台灣土地狹窄也絕對不是最大癥結點！在農業部2023年5月出版的《農政與農情》月刊〈我國雞蛋供需與產銷探討〉一文中，便指出台灣蛋雞平均產蛋率只有約7成，和先進養雞國有1～2成的差距，原因包括臺灣的蛋雞產業8成5採傳統開放式混齡飼養、籠飼比例極高，加上禽舍設備和飼養方式不利於防範禽流感等疫病，生產管理也參差不齊，種種問題都影響了產蛋率。 台灣雞蛋產業的現況，是靠著養更多的母雞、再極盡所能來榨取這些動物的價值，來彌補低落的產蛋率。但事實上，從結構端改善問題，用對的方法提升產蛋率，就能養更少的雞、生更多的蛋。 在3月蛋荒時期，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在召開的記者會上表示，台灣蛋雞產業的問題包括禽舍落後破舊、高密度集約化飼養、人力高齡化、專業技能不足等，長期陷於「雞越養越多，污染越來越大，蛋卻不足」的困境，政府若不訂定轉型計畫、帶領產業升級，再多補助都沒有幫助，只會讓體質虛弱的產業更加惡化。 那麼，目前農業部在提升蛋雞福利上，究竟有什麼措施呢？老實說進度不多，但也不至於止步不前。為因應友善畜牧發展趨勢，在動保團體倡議多年後，農委會（農業部前身）2014年初終於開始制定相關標準，並於2015年末公告〈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依照蛋雞飼養方式，將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分為「豐富化籠飼」、「平飼」及「放牧」，列出雞隻所需活動空間、雞舍設施規格供有意投入友善生產的畜牧場遵循，指南雖為鼓勵性質、不具強制性，但總算有國內標準可供蛋農參考。前文中提及的「強迫換羽」，就屬於〈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列出的不得執行項目（此為2021年新增標準）。 此外，農委會也於2014年修正《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首度將雞蛋友善生產列入補助，有意轉型友善生產的蛋農，可以申請年息1.5%的低利貸款；目前許多地方政府也有針對雞蛋友善生產系統的補助可申請。儘管農業部的禽舍改建補助項目仍包含格子籠，令動保團體詬病，但願意改善蛋雞生活環境、投入友善生產的蛋農，總算不用單打獨鬥，有了公部門的小小援手。 而另一把手，就需要靠消費者伸出。非籠飼的動物福利雞蛋往往給人昂貴的印象，若要跟最便宜的籠飼蛋相比，動物福利雞蛋確實可能會貴上一倍，不過事實上，市面上有許多籠飼雞蛋已和動物福利雞蛋的價格在同一區間，甚至可能更貴。 很多人願意為了「品質」、「安全」、「健康」買售價更高的蛋，買到的卻可能還是籠飼雞蛋，幫助提升動物福利的吸引力不大，但其實，動物福利更好，母雞在自然需求獲得滿足的狀況下更健康，產下的蛋普遍來說當然會更健康；從提升產業的角度來看，支持動物福利雞蛋，更是在為未來投資——為動物著想、設備好的畜牧場，不僅產蛋率更好，養的雞少、污染當然也更少。 在改善蛋雞處境、增加好蛋的這條路上，不只政府、蛋農、倡議團體需要努力，你也是重要的一份子！ 儘管政府發布的指南有列入，但倡議團體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未將「豐富化籠飼」視為友善生產方式，其原因為從動物福利的角度，母雞仍處於無法滿足自然天性的籠飼環境中。